一頁脫落的臺灣歷史
翰聲
「堅持有所為以『立功』，堅持有所不為以『立德』」

前言
一九四七年初夏六月間，在季春發生的「二二八事件」，雖然已經過了三個多月，但是整個臺灣仍然風聲鶴唳，人人自危，不知什麼時候倒霉的事要掉到自己頭上。蔣介石的軍警仍然在四處有計劃的殺害臺灣的精英，排除統治障礙。先父雖然逃過了「二二八事件」第一波的集體屠殺，卻沒有能逃過隨後而來，另一波的逮捕並險遭殺害。

一九四七年時的臺灣新生報社，前身是「臺灣新報」，乃是太平洋戰爭後期日本為方便控制輿論，將當時臺灣全境內的六家報社臺灣日日新報﹝臺北﹞、興南新聞﹝臺北﹞、臺灣新聞﹝臺中﹞、臺灣日報﹝臺南﹞、東臺灣新報﹝花蓮﹞、及高雄新報﹝臺北﹞合併而成為臺灣唯一的大報社。它的前身各報曾經是臺灣人的喉舌，許許多多的從業人員都是有良知的臺灣人，為臺灣人的福祉發聲盡心盡力。根據一九六一年九月一日出版，臺北市新聞記者公會編印的「中華民國新聞年鑑」，太平洋戰爭結束後，臺灣新生報社乃經由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接收「臺灣新報」改名為省營報紙。

「二二八事件」時國民黨為有效直接控制輿論，採用非法逮捕謀殺以排除統治障礙。這由「二二八事件」發生當時，除了在日治時代曾經到中國留學的李姓社長外，數位高階單位主管皆被以莫須有的罪名逮捕，隨後被殺害屍首無存可證明。根據阮美姝著的「幽暗角落的泣聲」及「孤寂煎熬四十五年」二書，在「二二八事件」時被非法逮補殺害的臺灣新生報社高階單位主管有總經理阮朝日、日文版總編輯吳金鍊、新聞印刷廠廠長林界、高雄分社主任邱金山、嘉義分社主任蘇憲章、臺中分社主任吳天賞。

「二二八事件」發生時先父當時的職位應該是新聞印刷廠副廠長，數位高階單位主管被殺害的慘劇發生後，所有遺留的職位由大陸來臺人士接任。先父雖然直接負責新聞印刷廠管理的職務，但是職位並沒有升級。在往後約二十年的時間，先父一直是負責廠長之職務，但僅掛副廠長的職銜。我的兄弟姊妹們沒有一個人知道為什麼，或許先父用這種方式在抗議「二二八事件」，或許先父用這方式在弔唁那幾位冤死又屍骨不知所向的上級和朋友，另外先父因為拒絕加入中國國民黨，在那以後將近二十年的時間，不停地被調查是否為共產黨，承受極大的壓力，而不得升級必也和不加入中國國民黨有著極大的關係。

「二二八事件」的颱風尾
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日前一、二日先父被特工人員帶走，罪名是「嗾使新聞印刷工廠人員罷工」。未審即判，並隨即送往刑場執行極刑。當時先父被押往位於今日臺北市南港區的前臺灣省衛生試驗所附近的一座南港橋下，等待被槍斃。幸虧命不該絕，得到先父之友，後來擔任臺灣省政府委員的陳萬先生的奔走營救，向警備總司令部當局勸說：假如臺灣新生報想要恢復正常營運，印刷出報，不能殺死先父，因為只有先父能夠把所有逃走的印刷廠員工找回來，更重要的是只有先父知道整個報紙印刷出報的運作。

死裡逃生
幸虧警備總司令部的人相信陳先生的話，趕快派人到刑場阻止執行槍決之刑。據先父後來在我童年時，多次在夏夜一起乘涼時告訴我。他們本來是要抓李姓社長，但是李姓社長指稱新聞印刷廠他管不著，所有人都只聽先父的，罷工不出報不是他策動的。所以先父就做了替罪羔羊，差一點就送了命。另一方面，先父說當時與他同時被抓準備被槍殺的共有五人，全都被剃了光頭，只有他幸運地脫離了死神的召喚，其他同時被抓的人，自先父離開刑場之後，就再也沒有見到他們。先父回到家時，家兄剛好出世，六月二十日。這也就是為何這事件發生的確實日子，從童年聽到的，經過數十年之後，我仍然能記得的原因。另一方面，這事件本身的戲劇性，就像是古代刑場傳遞聖旨的人，快馬加鞭，高喊刀下留人一般的劇情，悲慘又浪漫，更增加我對先父的景仰。

新生報復工出報
先父被放回來之後，隨即又被憲兵持槍，用吉普車押走。這次先父是在槍口威脅之下，挨家挨戶到逃避多日不敢上班的新聞印刷廠員工家中，請求他們來上班，最後先父總算把所有有員工請回。第二天，停報多日的臺灣新生報終於又出刊了。事實上，當時中華民國政府的軍隊在臺灣殺人如麻，早已嚇壞循規蹈矩，守法的臺灣人。一些毫無組織、嚇破膽的平常人家，怎麼可能有人敢罷工？當時的新生報廠員工，無非是害怕莫名其妙被抓走，槍殺送命，不敢上班。但主事者草菅人命，亂加罪名，到處隨意抓人抵罪，實在不可原諒，這不但埋下了臺灣人痛恨中國政府的種子。也埋下了臺灣人追求民主獨立的種子，這是研究臺灣歷史不容忽視的一個轉捩點。

對中國政權的失望
臺灣新生報能恢復營運，先父居中把避風頭的新聞工廠員工全部找回來恢復正常工作，具有極重要的關鍵。加上因先父在日治時代讀過漢文書塾，能寫讀流利的中文，更能說一口標準的國語，又有新聞印刷專業知識，很自然的成為國民政府拉攏的對象；尤其在「二二八事件」之後，臺灣的社會精英幾乎已全被殺害，有部分則逃到中國，失蹤不知所向。雖然國民黨積極的吸收，先父始終不為所動。因為先父自從親自到基隆港歡迎國軍「蒞臨」時見到國軍的落後景象，因失望暗自落淚；後來又對軍隊在民間散漫軍紀的失望；加上國民政府在「二二八事件」的殘殺行為的絕望；許多好友上司也因而遭受殺害；當然先父因在報社工作有各種第一線的消息，也因而得知蔣氏政權的一些不足為人道的事；因對蔣氏政權有極深刻的認識，先父也因而決定遵從「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的古訓，做一個「大隱於市」的小民。也在筆者高中時慎重告誡不可在蔣家王朝為仕。先父告誡說蔣家對臺灣人的任用是採用所謂的「種蔥」政策，即是長大了就拔。我們從臺灣近五十年來的歷史即可應證這種理論，臺灣人當官的還沒有成器就被摘了，絕對不可能有功高震主的情事發生。李登輝能繼任蔣經國為總統只能說是意外，或說是臺灣人的天命。其實導因於蔣經國不知自己糖尿病病情惡化的速度會促使他迅速歸西，否則蔣經國絕對是屬意孫運璿為繼承人的，這是題外話。

加入國民黨有官當
先父受到的第一個誘餌是擔任「臺北市黨部主委」，假如先父願意加入中國國民黨為黨員的話。但是任何一個有良知的臺灣人，在那個時候是不可能加入中國國民黨的。尤其是曾看過臺灣人在「二二八事件」中被政府當局所殺的血將基隆港染成紅色的人。第二個誘餌是「中華民國國民大會代表」，條件還是一樣，要先父加入中國國民黨為黨員。先父告訴筆者說他因不想當一個橡皮圖章而作罷，這「橡皮圖章」的名詞筆者在讀小學的時候就聽先父說過，所以後來臺灣民主運動開始展開時，每每聽到黨外人士用這名詞批評當時執政的國民黨的官員或議會代表，就有幾分的親切感。先父說他介紹了一個朋友去接受那個只有享權利，不必盡義務，而且近乎太上皇的「萬年國代」的職位。結果這位朋友因而生活太優裕，不知量入為出，以致寅支卯糧。他的女兒為了無法生活而下海，以賣笑為生。人生充滿了陷阱，這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在我讀高中時，先父有一次說到這件事，還覺得不勝晞噓。當然筆者也見過善於投資而致富的國大代表。第三個誘餌是「臺灣省議會議員」，事情是發生在臺灣省省議員開始開放民選的時候。遊說者向先父說，只要出面上臺演講發表政見，其它所有的費用及競選事務完全由中國國民黨黨部負責。而且還保證當選。理由當然還是一樣，他不想當一個橡皮圖章，又把一個肥缺給推掉了。

眼明手快的日本海關
一九五三年間，先父受命前往日本採購先進的高速多色印報輪轉機，持記者公務護照入境日本，據了解先父為國府遷臺第一位持這種護照赴日本公辦者。因為有戰勝國公務人員身份而備受日本海關禮遇。尤其是因為持記者護照入境，接受招待在機場海關觀察塔參觀。參觀期間，先父說他看到日本海關警察當場抓了兩個人，一個是準備出境的男性旅客，手裡拿著手提皮箱，海關警察二話不說，當場拿一把利刃將手提皮箱的底部劃開。一時珍珠落了滿地。先父問海關警察說為何那麼有把握這人一定有問題，該關員說他們在候機室看他鬼鬼祟祟，心神不定，已經注意了；另一個是剛下飛機，入境穿著時髦的女旅客，被請入檢查室，海關警察也是二話不說，當場撕下貼在她的小腿上的一個外傷用紗布，他們稱為「水蟲????」的鑽石，『卡擦』一聲，頓時一顆偌大的「水蟲」掉在地上，先父說該女士，一雙小腿貼了好幾個外傷紗布。先父說他咄咄稱奇，海關警察解釋說該女士身著入時，打扮美麗大方，豈有貼著不入眼的紗布的可能性！先父說他對日本海關警察的「快、準、絕」真是佩服非常。

回扣慣例：百分之二
有一件事是有關傳統中國官僚的事，竟也被先父碰上。當被派往日本採購印報機的公務完成之後，日方製作印報機的『池貝鐵工場株式會社』的取諦役役長，相當於現在的董事長，拿出一堆厚厚的鈔票，說是總造價的百分之二要送給先父。先父說他非常吃驚，當場拒收。該役長也很驚訝拒收的行為說這是「慣例」，﹝大概是唐朝時期，日本派留學生到華夏學習文官制度時所學到的罷！所以日本人了解『拿回扣』是中國人行事的傳統也沒什麼值得驚訝之處。﹞他們日本人和中國官員作生意，一定要送，而且標準數目為商品交易價的百分之二，怎能不收。先父堅拒，並告訴他本人是受日本教育的臺灣人﹝先父曾就讀漢語私塾，熟讀論語四書，一生以儒家思想為生活準則，但是因有西方民主自由思想，極為幽默，絕不冬烘﹞，絕不受非份之財。該役長沒辦法，只好說要招待他到日本四處觀光。先父取得報社主管上級的允許，留在日本做考察之旅。先父記下每日的旅程，登在新生報上，也算是合情合法的公務考察。該取諦役役長非常欽佩先父的人格，與先父成為莫逆之交。因他喜集郵，而家大姊及家兄皆集郵，因此雙方一有新出版的郵票，就寄一、二套送給對方，一直到先父去逝為止。

臺灣第一個無人售報站
先父考察返台，因為看到日本報社設置有無人管理自動售報裝置，因此向社方建議模仿實施。臺灣新生報也同意採納，就在報社門口設置一個實驗性質無人管理的售報點。據先父所說，第一天收到兩份報紙的錢，第二天只剩一份報紙的錢，到了第三天，報紙被拿光了，一毛錢也沒收到。只好收攤大吉，弄得先父尷尬不已。號稱禮義之邦的偉大中華民族的國民道德畢竟是大和民族所望塵莫及的，哀哉！曾受過日本教育的父執輩臺灣人看不起中國人是有道理的。中國人不知反省，反而責備老一輩的臺灣人為「媚日」，難怪國民道德難以進步。一九七九年仲夏，筆者到美國來讀書，有一天一個朋友拿了一份報紙給我，說是要送我的，我稱謝了；不料朋友說：不必謝了是免費的，買一送一。手裡還拿著另一份。原來他在自動售報機買了一份報紙，再順手牽羊一份。時值二零零二年末，不知臺灣設立無人管理的自動投幣售報機否？

我們印偽鈔去
另有一件事，雖然和當局沒有關係，但是現在想來總是覺得很奇巧。先父告訴筆者說，曾經有一次一個人拿一個手提箱到家裏來找他，打開皮箱一看不得了，是一箱子的鈔票，說全是要送給先父的。問明來訪原由，才知道是要找先父合作印偽鈔，只要先父提供印刷技術。先父對該人曉以大義說小偷盜賊只是偷盜個人的私人財產，但是印偽鈔就好像是拿全國的財富灌水稀釋，也等於偷盜全民的財產，他不會做這種事，把那人給請回。人生的禍福財富，其實都在一念之間。先父不是學經濟學的但卻能用這種淺顯的譬喻說明偽鈔之害，倒也是一絕。

「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
在「白色恐怖」的時代，要向當局說不，是要有相當的勇氣。更何況當局開出那麼誘人的條件，能夠一再的拒絕，實在是需要有相當的原則！孔子說的「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應該也不只過像先父這種節操罷了！這些事對筆者兄弟姊妹的處事為人有很大的影響。但是在威權統治時代，這種不知感恩圖報的行為，在高唱「不是同志，就是敵人」的時代，不把自己漆成「深藍色」，靠是要付出代價的。

「敬酒不吃，吃罰酒」，在威權統治時代並不是什麼新鮮事。先父因為一再拒絕加入中國國民黨，每年都要接受調查並寫自傳。另一方面則在公務員詮敘任用資格做文章，但是因為當時全臺灣，沒有其他的人可以取代先父的專業知識，沒有先父報紙就有可能印不出來，當局因此也只能每年借題發揮，讓先父沒有好日子過。至於前面所說的每年都要接受調查寫自傳，也被先父應付過去。情治當局利用每年調查寫自傳的方法，抓了不少人。據先父所說他們把受調查人每年所寫的自傳及調查表都入檔，每年前後對照，若有自訴發生事件年代前後不對稱或漏洞，或漏寫一件事，就會被質問是否為參加共產黨活動而隱匿實情，若沒有滿意的答覆，可能就因此失蹤。先父說他有同事就這樣給抓走，再也見不到人。

白色恐怖時代的自保之道
先父的對治的方法就是自己留一份副本，每年照抄，但語氣、段落要稍作修改。這方法是先父在筆者離家上大學時的告誡，那時已是接近一九六零年代的末期，可見得這些調查對先父所造成的的心理壓力，及當時報社時常有莫名其妙被情治單位帶走失蹤或遭槍斃的恐怖氣氛。當時的副總編童尚經就是莫名其妙被捕而槍斃，現在已經因他的女兒上訴伸冤，得到平反，算是最近相當轟動社會的一例；另有負責撿字排版員工，即所謂「手民」的，因誤排「中央」為「中共」而被帶走，失去蹤跡的，也有所聞。

積勞成疾、壯年早逝
事實上，在這種壓力下先父也曾想要換工作。當時一家初創的民營報紙，也曾要聘任先父去管理新聞印刷工廠，但當先父把辭職書送出後，被當時的省主席魏道明找去動之以情，曉以大義，說先父對新生報社的重要性，沒有先父報紙將無法印刷出報來等等，把他給留下來。先父從此沒有再動換工作的念頭。最後一年，社方準備再度派先父到日本採購最先進的印報機，工作因而加重，因此日夜不休，睡眠不足，過度勞累，得到急性肝癌，三個月便告不治逝世。幸虧當時的社長王民先生知先父得到絕症無法醫治後，非常具有人情味的馬上讓先父辦理退休，而且以極速件辦理，以便先父在逝世前能拿到退休金。先父逝世於一九七零年農曆十一月二十日，正是人生壯年的五十四歲。

遲來的正位
事實上，先父在筆者讀高中的時候，大約是一九六六或六七年，有一天告訴我們家人說：『從今開始，我是正式的廠長了。』話中也沒有甚麼特別的喜樂感，當然也沒有甚麼特別的慶祝，因為先父已當了將近二十年的『有實無名』的廠長，甚至於平時所用的辦公桌也是全廠最大的。只是我們知道，以後家長職業欄可以少寫一個字。先父說那前一陣子，人事室的黨務人員又找他入黨，先父告訴該黨務人員說：不必再麻煩找他入黨了，假如他要加入國民黨，一、二十年前早就加入，當時假如加入，現在可能就已經在中央部會工作了，怎麼可能為升官入黨。結果黨務人員在人事資料上填上「黨友」兩個字，廠長的名位大概也是托這兩個字之福。而先父大概也是當時一黨獨大的中華民國政府機構唯一非國民黨籍的薦任四級的單位主管。

義工 = 共產黨員
太平洋戰爭結束後，對中國認識幾近無知的臺灣人自動發起自治自律的行動，準備參與做為民主化中國社會的一員，臺灣史書對此多有記載。先父做了一件準備幫助臺灣人『中國化』的事，卻因為方法『非中國式』而告無疾而終。還差一點惹上無妄之災。先父在日治時代曾學注音符號ㄅㄆㄇㄈ的標準中國語，因此他是極少數當時沒有到中國留學又能說寫流利標準中文的臺灣人。先父曾以榜首考上日本海軍翻譯官預定赴上海任職，據先父所言幸虧二次大戰早他上任幾天前結束，不然就要掛個漢奸的罪名。戰爭結束後，先父利用晚間在當時的臺北二中，就是現在的臺北市立成淵中學，開課教授臺灣民眾注音符號ㄅㄆㄇㄈ的標準中國語。而且是免費的，因此很受歡迎。在那同時，另有一位中國來的先生在同一時段教授同樣的語言。但是他收費，若筆者的記憶沒錯每堂課是收當時的幣值二錢。 經過一段時間，先父的課堂是座無虛席，另一教室卻是小貓兩三隻。但是不久就有治安當局的人員約談先父，質問先父說是不是共產黨黨員。先父當然回說不是。結果換來更加嚴厲的質問：「你若不是共產黨黨員，那你為何教書學生上課不收學費？天下那有這種笨人放著錢不賺？你是不是有甚麼陰謀要收買壟賂民心？」一副欲加諸罪何患無詞的態勢，逼得先父無法繼續開課，令先父氣結。臺灣戰後的第一個『義工』精神也就被萬般皆為己的官僚所勒殺而無疾而終。

悼念一個有所不為的時代
老子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從先父的處世態度，筆者學到，真正的聖賢是守寂，無名無姓的。難怪古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再次有立言。』『立功』有著現世功利的酬庸及物質享受。『立德』卻是守道的孤寂而往往也有生命的脅迫，兩者相較之下，難易立見。或許逆來順受，先父年輕時就自取了一個筆名為「達觀」。先父一生從不好虛名，筆者並不想要在此破例，為先父爭取身後之名。但本文句句都是先父告訴筆者的，絕無造假。寫下這些，主要是因為這些史實，生養在臺灣的人都應該知道。現代及未來的新世代人類也要知道，臺灣這塊土地曾經生養過和他們完全不同的人。真正的聖賢常常就是在我們周遭的凡夫俗子。只是不知現代一些「只要我高興，有甚麼不可以」以標榜自我的新世代，是否能了解這種為了高超原則而生活的情操？雖然嚴格說來，先父的這種堅持也算是一種「只要我高興，有甚麼不可以」，但是這種情操不是為了標新立異、或為了痛快；而是一種為堅持原則的犧牲。

謹以此文紀念先父往生三十二周年及一個被遺忘的時代，一個人們知道堅持有所不為的情操的時代。﹝2002/12/30 完稿於美國加州聖地牙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