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醉師漫談
曾俊隆醫師 (Jerry)

八月九日下午四時，開完生活座談會「醫療經驗談」後，負責報導的莊輝美認為我漫談的部分有許多醫學名詞，難以述寫，拜託我能不能報導我主講的部分。我認為她既然有困難，我就欣然答應，在此簡單介紹我漫談的概要。

首先我謝謝觀眾踴躍參加。略述本人當日上午十時許，在廚房觀摩及學習台灣中心美麗年輕的張蕙蘭大廚(別名肉羹西施) 示範她最出名的肉羹湯，以供會後大家品嚐，保證美味可口。接著中午我忙著參加了張芷茵主講的電腦課程。現在二時要舉行的講題，幸虧我早就拜託歐春美在她百忙之中把資料輸入在我的電腦Power Point 上，她現在又幫我播放，在此特別感謝她。

今天的講題我盡量用台語漫談。如眾所知我的台語並不流利，加帶腔調，是有原因的。我父母親是台北人，我是出生在台北市。年幼自三歲至八歲期間因父親謀職的關係，全家移居現在所謂的東北（日治時代稱滿州）的大連市。住的是日本人宿舍，上的也是日本小學。終戰1945年回台時主要會講日語，難怪同學稱我「日本小孩」。初中進入建中，與台灣同學課餘打棒球，踢足球，學了不少台語。可惜進入建中高中，同班許多是外省籍，課餘與他們打籃球，講外省語，差一點忘了台語。本人數理不錯，常考滿分，所以在建中初中高中都在A班（建中分班是以入學成績分發的，依序編入A，B…等）。選大學科系時，在我母親勸導下，順利地進入台大醫科。

回顧醫學院課程，許多是要記憶事實。第七年當實習醫師時，臺大醫院分發給我們「醫師」穿用的白袍（我當場就穿上我向長女暫借的醫師白袍作示範），儼然像個醫師。其實實習醫師又稱Intern (應當) ，在醫院醫師階級中是最低的，所以由上層醫師所指示或呼喚的工作都「應當」去做。

醫科畢業後，要專修哪一科呢？當時內科，外科，婦產科及小兒科四門大科是熱門的科系。我覺得內科很多慢性或癌症不易痊癒。婦產科照顧女人又可領錢，覺得不錯，但是回想五年級實習接生時，產婦陣痛大叫，又時常半夜生產，不得安眠，只得作罷。我覺得照顧可愛活潑的孩子不錯，就進入小兒科。其實選小兒科的前一年，我因為沒有直接服兵役〈軍醫〉，我暫任眼科住院醫師一年。當時眼科是冷門科系，主要配眼鏡，洗眼〈當時有沙眼等傳染病〉，很少開刀。像白內障也是等到幾乎全盲，不得已才開刀。白內障是像照相機鏡片〈Lens〉年老變混濁，開刀取出即可復明。可惜四十多年前，技術不好，傷口大，不易癒合，一定要靜躺在床上一週。現在技術進步，把混濁的鏡片，先弄碎再吸出來，傷口很小，開刀當天即可回家。眼科也有其他發展，譬如隱形眼鏡，近視雷射矯正等等，難怪現在眼科變成最熱門的一科。回想當時我假如繼續留在眼科，現在不是教授，也是小富了。同班同學服役完後，我們一起申請科系，是依大學在校成績分發的，畢業七十多人，錄取二十多人。在小兒科兩年中，日夜學習，第二年上半年，我去服兵役〈軍醫〉 。

1960年代，留學潮盛行，大學畢業生留在台灣不深造，好像是因為成績不好，才申請不到獎學金。當時在Berkeley 柏克萊唸完生化博士留在該校任教及研究的長兄鼓勵我來美深造。我就於1964年單身赴美至紐約市，重新做一年實習醫師以及一年小兒科住院醫師。有意久留美國，就決定改行。病理科呢?每天看屍體，絕得不妥。X光科每天看X光片，覺得無聊。麻醉科覺得比較適合，當時我的英文會話不流利，個性靜默，如一般常笑台大（台語發音「TaiTai」近似「呆呆」）的學生只會啃書，不會遊玩。還好我對各種運動都行，也工作認真。當然，那時的我與現今退休後會談笑風生的我，是完全不同。既然由小兒科改行麻醉科，是要換不同的工作服的。我就當場脫下醫師的白袍，脫下上衣及長褲。在場的洪瑞真律師（Crystelle Hong），馬上提出嚴重抗議，以為我真的脫衣，有傷風化。其實，我上衣及長褲內，早穿著預先準備好的手術衣及手術長褲，不過是給大家驚奇（surprise），弄個把戲，開個玩笑也無傷大雅。我繼續戴上我準備的手術帽，搖身變成一位麻醉醫師（或外科醫師）。

時常有同鄉或朋友詢問關於麻醉或一般有關醫學事項，所以我在此用通俗的比喻深入淺出做個簡介。

人體的構造實在奧妙，像個複雜的機器。人的心臟就像唧筒（pump），左心房把氧氣及營養由動脈血（是紅色的）送到各種器官及細胞。用過的靜脈血（是藍紫色的）回到右心房再送到肺臟（lung）。肺臟就像氣球，一伸一縮時交換氣體把新陳代謝產生的二氧化碳（CO2）呼出去，把氧氣（O2）吸進來，靜脈血又變成紅的動脈血回到左心房繼續循環。腎臟（kidney）像個過濾器（filter）把新陳代謝所產生的液體廢物在尿中排出。所以腎臟功能不良時，俗稱尿血（uremia）或尿中毒，就要靠洗腎的儀器來代替。人類最重要的器官不同於其他動物是神經系統，尤其是「大腦」。大腦有點像電腦內的microchip，數目是固定的，所有的記憶存在microchip上，但是人類是有靈魂、有情緒、有感情、有個性、會思考的，這一點再好的電腦或機器人（Robot）也是做不到的。神經系統就像「菜花」，大腦在上面，腦幹（Brain Stem）就如「菜心」在其中間。脊髓就像「許多電線在樹根綁在一起」，往下分成神經纖維分佈到身體各部。腦或脊髓內的神經細胞是非常脆弱的。尤其是大腦，一旦缺氧（三分鐘），中風或其他損傷，以後是不會痊癒或再生的。痊癒的方法之一是移植幹細胞(stem cell)。希望以後長成神經細胞一樣，以便回復功能。有人常問什麼叫「幹細胞」呢？我們知道卵受精以後，一分二，二分四，一直分下去，在胚胎期五日至十五日中間，增加到50至150細胞，這時期的細胞稱「幹細胞」。因為不久以後，會再分化成不同的特別細胞，像神經細胞、心臟細胞等，再變成各種器官。幹細胞是比較活潑，容易適應或變化細胞，希望能移植在各種器官內，像中風的病人移植在腦內，半身麻痺的病人移植在脊髓內，糖尿病的病人移植在胰臟內等。應用相當廣泛，所以世界各地都在積極研究。全身麻醉就是把大腦「暫時」失去功能，但是腦幹（內有呼吸中心）還是要保持繼續功能的。脊髓麻醉是把下半身的脊髓「暫時」失去功能。

知道了身體構造及生理就簡述如何麻醉。全身麻醉有兩種方法第一個是利用肺臟，讓病人吸氣，就像我們吸了油漆也會覺得頭暈。早期是用笑氣（N2O）或乙醚，但是吸了這些藥物先有興奮期（exciting stage）（就像酒醉，先亂喊）。為了避免興奮期，就發明用靜脈麻醉注射劑（如Pentothal），注射至人體，十秒內就到大腦，馬上失去知覺。但是靜脈注射劑的藥效期間是短暫的（五到十分鐘），我們就趕緊用吸氣方法或繼續注射方法麻醉下去。就像我們開車開動以後，還是要繼續踩油（gas）才可繼續車行。

以下簡單介紹脊髓麻醉及硬膜外麻醉。曾經提過脊髓就像電線綁在一起由腦部往下，但是到了腰椎節二節（L2）以後，就像馬尾巴分成細長的神經纖維浸在液體的脊髓液。其實腦及脊髓就像豆腐浮在水中，有兩層膜來保護。內層稱軟膜，外層稱硬膜（Dura Mata）當然再外面又有頭骨或脊椎骨（龍骨）保護以免受傷。下半身手術時常用的脊髓麻醉（Spinal Anesthesia）是把針穿過硬膜，再把麻醉劑注射進入脊髓液內。常用在治療背痛或無痛分娩接生用的硬膜外（Epidural）麻醉，針是停在硬膜外，所以注射時麻醉藥是分散在外面鄰近的神經纖維，使之麻痺及無痛覺。麻醉醫師有人再進修專門做「止痛學」「pain management」。因為痛覺是不好忍受的，俗稱「活受罪」。吃藥打針無效時，普通醫師最後求救麻醉醫師。

現在我們知道如何要進行全身麻醉。麻醉期可以說是「生死之間」，如何知道還活著呢？我們就要用monitor（監視器）來觀察，如血壓、脈搏、心電圖、氧氣飽和度等。每五分鐘記錄在麻醉記錄表（chart）上，就像飛機的飛航表一樣。其實麻醉醫師有點像飛機駕駛員（pilot），控制起飛及降落最為重要。事故常發生在這兩期。給予麻醉的初期誘導期（Induction）就像飛機起飛。其中最重要是保持呼吸道（airway），因為許多手術不能只用口罩（mask）進行麻醉，一定要把氣管筒（endotracheal tube），成功地於口腔插入氣管內。因為這路線不是直線而是彎曲的，加以病人已在不呼吸狀態，時間非常緊促，插管有時不是輕而易舉的。俗稱「打拳賣膏藥，江湖一點訣」，學會如何插入氣管，是最重要的秘訣。我們常把手術分成「小手術」 「大手術」，但是麻醉沒有小麻醉大麻醉之分別。事故都發生在認為小麻醉上，所以絕對不能大意。認為「沒問題」就反而發生「問題」，認為「可能有問題」反而「沒問題」。

回顧我的人生1966年至1968年在紐約市愛因斯坦醫學院附設醫院兩年麻醉科住院醫師，日夜緊忙學習。再接下兩年的臨床研究生(Clinical Fellow)，就輕鬆多了。因為當時還沒有永久居留權（PR），就不能考紐約州醫師執照，所以名稱研究生，實際做主治醫師的職務，教導住院醫師，有時也到實驗室用狗作實驗。在這期間成家，內人年幼來自香港，在美讀高中大學，不懂國語及台語，所以在家或醫院都是用英文交談。在這期間念了不少書，考取了麻醉醫師專家資格。當時只有華盛頓市可以讓沒有永久區留權（PR）的外籍醫師應考醫師執照，我也在幾千人考生中僥倖地考取。1970年領取永久區留權以後，申請紐約州醫師執照時不用再考，因為應考華盛頓市醫師執照時成績相當高分。

考慮何地行醫（Practice）時，剛好比早一期在同醫院受訓的日籍醫師邀我參加group practice。他是日本京都大學醫學博士，四十多歲才改行當麻醉。他應聘到Poughkeepsie的St. Francis Hospital當主任。該市沿Hudson河，在Albany與紐約市半途，離紐約北方兩小時車程。我參加四位麻醉醫師的group全盤負責所有的麻醉，除了工作日以外，週末及夜晚，輪流在家on call，以備緊急手術等，醫院不能聘請其他麻醉醫師。我們不是醫院的雇員（employee），不領醫院的薪水。病人開刀平時會收到三個帳單，第一個是醫院的開刀房費、材料費等，第二個是外科醫師的手術費，第三個是我們麻醉醫師的麻醉費（是依據手術的困難度及時間換算的）。我們group的麻醉費全部收入歸在一起，先付醫療、保險費（每個每年兩三萬）、健康保險費（Blue Cross、Blue Shield）、退休基金等，剩下的淨賺，由大家平分（主任另有津貼）。收入一般比在醫學院附設醫院服務好多，但是比較辛苦，因為樣樣事都要親自做。1970至1997年，這27年當中，我每年給予750多病人麻醉，所以總共服務近兩萬人。在醫院常做麻醉前面談或急救，所以我認識了大部份的醫生、護士及工作人員，醫院就像一個community，大家融合共處。我們也捐款募款擴充醫院，手術房也由三個增加到八個，麻醉醫師也由四位增加到八位。工作閒餘與妻女一起打球、遊玩、等各種運動、或海邊渡假。欣見二女成長，學業有成。這段時間是我人生最有成就的高峰期 (peak)，也是對社會最有貢獻的一段，之後年齡漸長、手腳漸慢、體力腦力漸退、stress漸多、血壓漸高，在未發生重大醫療事故前，於六十歲決定退休。

光陰似箭，退休十二年了，我到底怎麼過的？前三年在紐約，打了不少高爾夫球，常常到紐約市林肯中心、大都會歌劇院、百老匯看了無數的表演及演奏，運動比賽如網球、高爾夫球、棒球、藍球等也觀看了不少。世界聞名的紐約市東河East River煙火夜景，時報廣場Time Square獨一無二，數萬人歡呼的除夕（New Year’s Eve）倒數(Count Down)都親身體驗過。參加世界各地名勝旅遊及遊輪（Cruise）也不勝枚舉。2000年因長女在聖地牙哥Kaiser醫院謀到復健科主治醫師職位，我們就隨女移居此地。天氣涼爽，對最怕炎熱及喜愛戶外運動的我是再好不過的「人間天堂」。起初同鄉們因為我的台語近四十年不常用而不流利，還誤以為我是外省人，慢慢地，我的台語也漸漸的進步，也學會了跳舞、唱歌、演戲、園藝、攝影、電腦、觀看日劇以便複習日文及其他活動。因為我比較好奇，樣樣都學，想「活到老，學到老」這樣我的golden age才會發亮而不枯燥無聊。連內人及以前的同學朋友都認為好像變了一個人，俗稱「女大十八變」，我覺得「老人更會變」。以前習慣照顧病人，現在儘量也以同樣的態度及精神對待他人，有機會也參加義工，以便回饋社會。最後以下面一句話結束：
「人生如夢，人生如戲，光陰似箭，餘生有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