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美洲台灣人教授會 2004 年年會
台美二代菁英為建構台灣的國家發展籌謀
太平洋時報

成立於1980年以提昇科學專業知識及其實用，促進國際間台灣教育和文化交流、支助台灣問題研究及推廣並維護台灣人的公益和福利為宗旨的北美洲台灣人教授會於七月三十日到八月一日在加州柑縣哥斯達梅莎(Costa Mesa)舉行2004年年會。一百多位來自全美各地及台灣的該會會員、主講者及來賓聚集一堂就年會主題：「建構台灣的國家發展」提出論文，研討台灣在未來發展成為現代化國家的挑戰及對策。

支援年會籌備的NATPA南加州分會會長賴清山在開幕式上致歡迎詞。總會長北卡大學 (Charlotte) 經濟系教授林環牆特別感謝南加分會團隊在籌備期間盡心盡力的努力以及各界在財務上的支持。林會長指出台灣在二次大戰後，幾十年雖經濟轉型成功，民主化加深，也在2000年完成政黨輪替，但是台灣國家、國格的發展卻不見得成功，最近十年經濟發展著重高科技企業，但基礎建設不夠，台灣的主體性受大中國主義的壓迫，資金流向中國，以及南北發展不平衡都是眾所關心的。他期待藉年會的討論能對促進台灣平衡發展以為建立國格的基礎有更具體的結論及建議。

為配合年會主題，該會特別安排以「國家體制」、「國家平衡發展」、「邁向現代化國家的障礙」三個專題，除教授會專業學者之外，也自台灣請到國策顧問黃天麟、政論家陳少廷，蕭欣義、並請國策顧問及中央研究院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執行長，台大教授蕭新煌以「二次大戰後台灣五次典範的轉移和2004年總統大選的影響」為題發表主題演講。

近年教授會年會特別安排「NATPA and Youth」的節目，支持1.5代在美國大學或研究機構的年輕學生、學者參加教授會的活動。負責今年此一專題的NATPA前會長葉致平指出，他自己由學生時代就開始參加教授會活動，後來成為該會會員，再成為會長。因此如何和青年學者們互動，並反省要如何接棒？接什麼？都十分重要，尤其以往教授會所致力的議題比較單純，今天的台灣的問題十分複雜，除加深民主、永續發展之外，又有國格、國際地位的問題。他希望除鼓勵年輕學人參加年會之外，能多瞭解他們的需要。

當天的討論會由即將回台灣花蓮東華大學的謝若蘭主持，候志仁(TEAN)、葉景安(台灣學生社, TC)、吉娃詩•叭萬(北美台灣研究所，NATSA)、王佩迪(台灣查某)分別向與會者報告各組織的宗旨及最近工作概況。經過熱烈的討論後，與會者認為有數項挑戰及合作必須老、中、青三代共同努力的，諸如：NATSA辦研討會時教授會支援論文審核及講員、安排年輕學者為NATPA研討會的講員、如何接納新一波年齡更低的台灣留學生、如何給與這些青年社團財務上的支援、成立Youth NATPA、成立TSA－Taiwanese Scholar Association和其他台灣人專業社團(諸如NATEA、電腦協會等的聯繫、以及加強對在北美出生的第二代的工作等。

NATPA創會會長廖述宗教授很安慰的表示，24年前一些參與教授會活動的學生，現在有人當會長、理事，他想再活24年(即或已在天上)，他會很快樂、很安慰的看第三代在領導教授會。

今年教授會年會也特別舉行紀念會，追念3月22日因任內返回為台灣首度公投奔波積勞成疾、病逝台北的前會長程孟郎教授。紀念會由吳和甫教授主持、林環牆會長、廖述宗教授、江永芳教授分別述說他們對程教授的懷念及感謝。教授會會長林環牆代表該會特別贈送「宏揚學術、關愛台灣」的扁牌給程教授家屬，由程教授女兒程康程愛倫接受。當天出席紀念會的的還有程太太程張美喜及女婿 Dr. Richard Tregger。

今年教授會理事會也選出王萃堂教授為2005年會長，鄭英松為2004年副會長，並決定由程孟郎教授家屬所捐出的基金成立「程孟郎教授紀念基金」。

林環牆教授特別在年會結束時宣讀大會聲明，再一一感謝參與籌備的下列所有工作人員：
　　 企劃：鄭英松、江永芳、吳得民
　　 行政：鄭英松
　　 場地：陳敬宏
　　 財務：陳敬昌
　　 接待：葉秀卿、陳美津、蔡洋洋
　　 旅遊：李成奎
　　 交通：陳敬宏
　　 Internship：謝若蘭、葉治平
　　 Finance：龔森田

二次大戰後台灣五次典範轉移 Paradigm Shift

蕭新煌表示他自從1979年由紐約州大SUNY(水牛城)唸完博士回去台灣之後致力50年來台灣的社會、政治和環境的研究及分析，他將台灣整個因集體人為努力所造成的變遷歸納為五個典範的轉移(Paradigm Shifts)。所有典範由新到舊的轉移(Shift)就像先人發現地圓、地心引力以及許多天文化學等科學的發現並不見得完全順利。在轉移過程有各種場力(Field Forces)，有助力也有阻力，互相角力。這是一種超越理論或人為的社會，政治改變過程。

蕭新煌首先提出社會力典範的轉移。他將1987年解嚴以後的20多種社會運動，例如反公害、生態保護、婦女運動、原住民運動、學生運動、工運、外省人回鄉中國、打破黑名單、新約教會事件、客家返我母語、新聞自由、無殼蝸牛、消費者保護運動等都是政治改革之前、社會運動先開始的例子。台灣的社會力在威權時代的舊典範是：將人視為一個小小的原子，禁止任何左右的聯繫，而社會力也只不過是殘餘的力量(Residual Force)。今天上述的社會運動力已成為自主性的橫向、水平結合的組織，已成為在台灣人人可以接受的新典範。

接著蕭新煌以漢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所言，解釋第二個典範轉移：民主典範。

台灣人民直選省長、總統，並完成政權轉移。台灣已完成程序民主(Procedural Democracy)但仍然達不到民主品質(Qualitative Democracy)。執政黨及反對黨2000年後角色對換，但在野的仍不認輸，在朝的新手上任，這段轉換期被公正人士評為「民主有成、施政不佳」。但這一新的典範已成，台灣不再會回到解嚴前的專制、獨裁的典範。

另一個新的典範-族群多元也在台灣形成。台灣已由二次大戰後的台灣省和其他省(外省)的對立，進入河洛、客家、新住民及原住民(12族)，加上第五族外籍和大陸新娘。唯一例外是集中在台北自命上天選民的外省菁英，他們組織「族群和諧聯盟」、「民主同盟」來拒抗新的典範。當然，在新典範下，台灣的河洛人變得有自信，客家人自認為被忽略(不是被歧視)、原住民有疏離感，外省族群的焦慮感，有人難以適應。蕭新煌認為台灣已往「族群多元國一體」邁進，有一天台灣各族群會互相包容、容忍、欣賞(像外籍新娘的子女及各族的語言)。

台灣第四個典範轉移是國家認同，也就是「台灣國家化、中華民國台灣化」、「Taiwan Upgrade, China Downgrade」的轉移。自1950年以來的空泛的「中國」及「中華民國」一部份的台灣到1980年代逐漸被新的國家，以及「台灣為主體」所代替。

最後一個典範轉移是由完全著重於經濟，以大陸的附庸發展經濟，轉移到以台灣海島的觀念處理永續發展的問題。這是由多年來環境自救、生態保護反核運動衍生出的典範，但台灣目前仍在環境和經濟之間求平衡。

蕭新煌在結論時指出，上述台灣五大典範不是自然發生。1970年退出聯合國的衝擊，台灣開始文化的認同運動，透過鄉土文學論戰、雲門舞集、校園民歌、社會學本土化、國民黨推動革新保台。1980年後的革新，1990年的憲政政治到2004的陳水扁連任都以台灣為主體。今後十年台灣內部的集體社會力必會推動上述第四、五典範轉移。

「國家體制」研討

由江永芳主持的「國家體制」研討會是討論新憲法，政府組織。問題的核心是建國制憲或制憲建國。

屬於新潮派的立委林濁水表示制憲建國或建國制憲究竟如何走？本來台灣民進黨預定2006年制憲，2008年公投，美國不了解，北京不高興，而台灣內部有些人不接受。現實的情況是若美國不站在台灣這一邊，台灣不能夠對抗中國。這個現實使得陳水扁在520就職演說不提制憲。林濁水指出，不管是修憲或制憲，必須經過二個階段：首先立法院決定修憲程序及國會改造，再進行中央政府的改造為最終目標，使台灣民主的運作有全新的憲法可循。

林濁水就美國反對台灣制憲所提出的批評，他認為過去數十年美國協助台灣發展成為民主典範，但現在竟然不充許台灣經民主程序制憲，令人不服。他表示台灣內部有些人也講民主，像政治學教授胡佛只講民主不講獨立。而台北市儼然已成為只講民主又不認同台灣的雕堡。但民主和獨立不可分割。根據民主的原則，人民和政府訂契約，規範權利與義務，但要有行使權利，盡義務的領土，明確介定才有意義，台灣的中央民代自從1970年起由台灣區人民選舉，無法再代表中國人民。台灣民主一路走過來，制憲、公投、獨立和民主是四位一體。當年國會全面改選，國民黨不願意修憲，李登輝前總統採取將中國區分為台灣地區及中國地區的政策。因此，台灣地區的人民透過直接民主所產生的結果不能代表中國。1990年，當代表中國的老中央民代全部退去，台灣的國會只代表台灣人民。林濁水認為今天民進黨的黨員在作總統，台灣人民可以直接行使政權，不能再說台灣的政府是外來政權。因此，他認為台灣主權已經獨立。他進一步解釋，過去台灣的民主運動，和國民黨獨裁政權鬥爭的目標之一，是要透過公投創造其獨立主權，既然現在總統與國會由人民選出，主權已確立至為明確。

至於國會改造，林澤水認為民進黨若不加思考去推動國會減半是錯誤的。他認為，國會人數若以台灣選民開三次方根所得的225席位應該是可以接受的。但單一大選區的制度弊病，政黨多提名，造成黨內爭選票，派系惡質化，使政黨的執政目標不能明確，反而一些極端狂熱份子進入國會。若國會減半，每縣市十萬人選，藍軍、原住民、客家可穩拿八席加上金馬外島共12席。未選就在起跑點呈現不平等。而泛綠要得53%的選票才能過半，而泛藍47%就可過半。因此泛綠將永遠是少數。國會改選上林濁水認為應採取美國式委員會小組的主席制，而非政黨各推一人輪流當主席，造成議事紊亂。至於總統制、內閣制，林濁水趨向於總統可以解散國會，也可以支持行政會議的混合制。

長年背起「知識份子十字架」的陳少廷，在討論「制憲建國運動」時，首先大聲疾呼謂學者的任務不是解釋領導者的政策，而是去領導社會國家改變。他認為，知識份子應不斷的批評，不斷的反對，不斷的抗議。這位已經年高七十二而仍鬥志高昂的台灣左派鬥士大將之一，透露2000年大選之後，他曾去北京向中國學者表示「解決台灣的問題不是現在」，「我們是Chinese Family，可以成為幾個國家，統一和合併是長遠的過程，以後再談。」他向接待的北京學者建議或是台灣領導人去中國，或是中國領導人去台灣，雙方簽訂永遠和平條約，成為親家、兄弟之邦，不互相攻擊。他也透露他曾去看謝雪紅的墓，他認為台灣人應該要站起來對抗中國人。陳少廷表示，他現在不是國策顧問可以較自由的針砭時政，他也建議教授會開會若有結果，應寫出來送回去給扁政府作參考。

台灣中國雙邊貿易關係

和陳博志、吳榮義一起守護台灣經濟的總統府國策顧問黃天麟，在主持人吳得民教授介紹後，以他多年研究的數據講：「台灣中國雙邊貿易關係」。黃天麟先講台灣永續發展，拼好經濟為首要。拼經濟又必須談到台、中經濟貿易關係。他以股票市場為例，自從今年320之後台灣的股市到今天下降24%，和國際各國比較並不很好，例如在同時期美國的股市持平，新加坡上昇2%，日本0.3%。他接著指出，台灣的股市等於國際指數＋Ｘ(X為負因素，和中國的關係)。黃天麟指出2002年8月3日之後台灣的股市開始上昇，到今年3月15日到達7,135點，漲幅達40%。他認為320以後股市下落是因為台灣意識下沉，中國意識上升，因為這期間中國意識以「新五四、新文化」、「三十年內不改國號」互相呼應。

1987年10月2日台灣開放赴大陸探親，16年來兩岸的經貿關係完全是單向(由台灣去中國)的投資關係，根本不是雙邊互惠的經濟貿易，而是中國對台灣吸金的關係。1990年台灣開放對中國投資，開始被中國吸納，中國的政策是以經促統，台灣竟以大膽西進來順應中國的對策。1996年戒急用忍實施，許多明星產業像鞋、衣、棒球網球等明星產業出走中國。第二波未來電力、大鋼廠、火力發電，有將近3-4百億資金，但被李登輝所阻。八年後，中國缺電廠，後來戒急用忍破功。黃天麟表示台灣政府掌管經濟仍由統派把持，1997年所頒的「投資大陸審查辦法」，規定5仟萬美元(16億台幣)以上對中國投資才要審查。結果造成這幾年的大陸熱。電子產業、IC產業外移的第三波大陸熱，不到五年，中國已是IT產業的第三大國。中國IT的產值在2002年有70%屬於台商，今年降到60%。黃天麟引用投資中國雜誌社的資料指出，2001年底台灣對中國投資的累積資金為1400億，是當年台灣國內GPD的56%，在同一時期韓國為120億(不到3%的GDP)，日本對中國投資佔其GPD 0.6%，美國0.3%，可見國際化並不等於中國化。

這位少數在總統府有辦公室的國策顧問憂心的指出，2000年政黨輪替之後，中國對台吸納的情形更深化、惡化，台灣對中國投資佔對外投資的40%，如果和香港、澳門加起來，則高達86%，而且仍在不斷增加之中。台灣對中國四年來由20%上升到2001年的34%，2003年的37%，而且以半成品及零件為主。

最後黃天麟以台灣對外經貿歷史，台灣有三次是太平洋海島經濟，另外三次是中國邊陲經濟。1664荷蘭人以安平港發展南太平洋，1895年割讓給日本，台灣加速現代化，1949年蔣介石到台灣，厲行對中國三不政策－不承認，不來往，結果在1949到1990年的四十年間，台灣創造了經濟奇蹟。而三次和中國相連1683到1895，台灣成為中國邊陲，成為花不香，鳥不生蛋之地。1945-1949，228事件，1949四萬換一元新台幣，台灣人被洗劫一空。1990-2004正進行的第三次與中國結合，其害已十分明顯。

黃天麟在結論中特別指出台灣應回歸到太平洋經濟圈和中國有所區隔。每當台灣意識高漲時台灣股市也上揚。黃天麟認為正名、制憲是重要的事工，但它的依據是經濟實力。

台灣能源問題是台灣永續發展的關鍵。吳東昇教授曾在美國大石油公司工作三十多年，並在1995年－2000年間返台灣成大及東海兩大學任教，對台灣能源及環保的問題有深入研究。黃教授指出現在台灣能源來源的分佈：水力佔2%，煤33%，石油51%，液化天然氣7%，核能8%，可以說百分之90是進口的能源。依賴進口能源太深使得台灣的經濟受制於人而顯得十分脆弱。他認為台灣加強三項工作：制定和國家經濟發展相配合的長期能源政策，液化天然氣的安全及經濟效益應有好的評估，以及節約能源。

台灣文化的轉型

蕭欣義教授講的「台灣文化的轉型」時指出，台灣正進行的典範轉型是由中華民俗文化時期的價值觀轉化成林茂生教授在228遇害前的台灣新文化價值觀。蕭欣義由台灣割讓給日本後，滿清時代的台灣人抗日檄文中列舉的反抗日本人的原因諸如：男人必須剪去長辮、火葬、釋放纏腳、不准吸鴉片，要去當兵，隨地小便罰款等可以反應當時滿清漢人的落伍價值觀，甚至無知的228的大屠手柯遠芬所組的正氣社還公然罵台灣人被日本「奴化」。他特別提出現代人的性格：個人、權力平等，內控，支配未來，未來取向，以及平行溝通。他對民進黨有主張新文化論述，要接受中國文化很不以為然。蕭欣義認為台灣要的是由蘇格蘭基督教所引入的現代啟蒙主義，李白、陶淵明田園詩畫境界、孟子、王陽明的個人內心的人文主義以及西方人文現代主義。蕭欣義認為1920-1930年代台灣的知識份子反抗日本人所強調的個人尊嚴、道德、平等和創造力是源自個人的獨特性，開闊的內心世界、注重隱私權、注重個人自主性及尊嚴而來，他認為新文化運動應以肯定傳統文化尋求個人尊嚴為出發點。

台灣邁向現代化國家的障礙：「族群認同」和「一個中國」

配合教授會今年年會的主題「構建台灣的國家發展」，該會特別安排兩位講員談台灣邁向現代化國家的障礙：「族群認同」和「一個中國」。台灣中山醫學大學人文教授戴正德以「台灣精神的生與死」來探討台灣內部族群認同的問題。戴正德指出近年來台灣民主化，人權受尊重，台灣人雖生活在自由、民主中，但離真正作主人仍遙遠。2000年阿扁當選後，有人建議建國黨解散，有些官員拿「國旗」，不講台灣話，民進黨中青代講軟性台獨，他們認為「台灣人打拼的夢」已經實現。戴正德認為「中華民國」所代表的大中國意識是對台灣邁向現代化的大阻礙，他不同意「中華民國」台灣內部的最大公約數這種說法。他憂心忡忡的指出，台灣已失去硬強的心及意志。戴正德認為台灣的精神是台灣人要出頭天、不妥協、要做有尊嚴的台灣人，辛勤打拼、肯犧牲自己，以使我們第二代不再受苦的精神。他認為阿扁執政五年，台灣學生的思考仍是用中國化的舊思考模式，教育內涵並無改變。他呼籲教授會能夠回去台灣由中南部作起，和台灣人民接觸，將台灣精神傳給鄉親，否則精神一死，就沒有任何願望。

另一位講員江永芳教授則討論另一阻礙，台灣建構現代化國家的障礙──「一個中國」。他以淵博的國際法學識，剖析美國「一中政策」及中國的「一中原則」中有關台灣主權的論述。他指出，中國的「一中原則」在2000年2月17日所發表的白皮書才明顯的被強調。根據該白皮書，中華民國對台灣的主權是以：(1)台灣自古屬於中國；(2)馬關條約已在1941年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後為中華民國政府廢除，以及(3)根據開羅宣言，日本放棄台灣。

江永芳根據國際法的來源、條約、國際外交慣例以及文明國家之間採用的原則來解析中國所稱對台主權。江永芳指出，現代的主權論是以領土為本為主，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不包括台灣，因此它對台灣就沒有主權。台灣自古是中國的，即或是事實，國際法上也沒有理論說過去曾佔有，今日就有所有權。1941年國民政府片面廢除所謂不平等條約，但經過締約所割讓的土地不能片面廢除。至於開羅宣言，他指出雖然是戰時聯軍政策宣言，沒有簽定，但是它仍有國際法的效力的。問題是開羅宣言不僅談到台灣，也談到滿州及朝鮮。韓戰一爆發，北韓在中國指使下出兵南韓，蘇俄侵略滿州，開羅宣言已被撕破，這也就是為何在1954年舊金山和約，美國國務卿堅持日本放棄台灣，但不提及承受的問題。

江永芳指出當年蔣介石took refuge去台灣(英相邱吉爾之言)是受盟軍之托代理佔領台灣，這個佔領到今天仍未中止。江永芳分析冷戰前後美、中之間交往由上海公報(1971)、建立公報(1979)、817公報(1982)，台灣關係法(1980)，甚至克林頓1998年在上海說出3 No's，雖強調一中政策，但美國在台灣主權不屬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立場十分堅定，沒有任何官方文書在這個問題上作任何讓步。

江永芳表示：中華民國既不是中國，也不是台灣，台灣應先否認ROC是一個國家，除此「一中」建構現代化國家才有希望。

NATPA的會員太平洋時報董事長顏永財指出，所謂一中政策是美國為安撫台灣兩岸的毛蔣二個獨裁者所設計出來的，根本沒有考慮台灣人的聲音，而加拿大政府，對中國宣稱對台灣有主權一事，反問中國，赴台灣的簽證那裡申請核發，是很好的argu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