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媽利教授談：從組織抗原推論閩南人及客家人─所謂「台灣人」的來源
林媽利

應聖地牙哥台美基金會之邀請，台北馬偕紀念醫院血庫諮詢實驗室及輸血醫學研究室主任林媽利教授，于 2003 年 8 月 2 日星期六下午兩點在台灣中心大禮堂演講，為聖地牙哥台美基金會文化歷史每季講座系列的第十五次演講會講座。林媽利教授在聖地牙哥停留期間，參觀了台灣中心，並和基金會同鄉們交換心得。為了表示支持台美人的社區活動，林媽利教授特別捐贈了一千美元給台灣中心，表示她關心的心意。

以下是林媽利教授演講的內容﹝原文由林媽利教授提供)：

謝謝大家，禮拜六下午大家應該要出去玩，跑來這裡聽這個演講，謝謝你們捧場。我今天要講二十年來，我們怎麼樣把台灣的輸血醫學弄好；其實這個也不是我一個人做，很多人一起做，有一些參與的人，也在這裡。我把過程分成三部份來講，我知道大家對台灣人的來源（第三部份）很有興趣，就是最近被罵的那個事情，但是我覺得要整個講下來才有辦法連上來，所以我先講台灣的血液政策。我本來學病理，後來去美國，主要是學輸血，我在 1981 年回來，當時我很想去捐血中心工作，但那時有人跟我說︰捐血中心好像不是那麼單純，叫我不要去，所以我就到馬偕醫院工作。但是我還是覺得台灣輸血方面有很多問題，我們必須要想辦法幫忙解決。那時的狀況是台灣的醫院裡面有很多血牛，血牛充斥，醫院裡面並沒有標準的輸血作業，就是說醫院要怎麼樣做就怎麼樣做，沒有一個標準的作業。我回來台灣以後，第一個就是去捐血中心當義工，我想要幫忙他們，首先第一個幫忙他們在作業方面的修正，因為他們作業並不是很好，我就改進他們的作業；另外我指導教他們技術性的工作，指導他們怎麼樣搖試管來判讀血型、解決血型的問題，我還要跟他們做讀書會，還有也要幫他們做在職訓練，這是在內部的協助。在外面，我常常像這樣子去演講，幫他們做捐血運動的宣導，請大家來捐血，告訴大家捐血不會對身體有害。我也常常上電視，很多我的朋友都知道，我是最怕上電視的人，也最怕被訪問，但當時只要捐血中心需要我去幫忙，我都是義不容辭，我記得當時薇薇夫人有一個早安節目，在華視，我記得我上了幾個月的節目，一個禮拜好像一次還是兩次，我努力告訴大家︰捐血不會對身體有害，為了幫助別人，我們要去捐血，還有也不會因為捐血而感染B型肝炎等疾病的宣導。還有告訴大家︰捐血其實是一個進步社會的標準，一般落後的國家他們也可以做心臟開刀，也可以做心臟移植等高難度的醫療行為，但他們的死亡率很高，失敗率也很高，因為他們在捐血方面沒有做好，常常因為輸血得到感染以致病人死亡。所以要看一個國家的醫療制度及進步的程度，常常用捐血的普及度來看，如果血源全部是來自捐血，而不是買賣血的話，表示這個社會的道德觀念也到了某一個程度，血液我們平常說是神聖的東西，是身體的組織，不應該拿來買賣……等等。我就是這樣幫忙捐血中心，但幾年以後捐血中心請了一個總幹事，他要我們的讀書會，影印資料，甚至影印一張都要寫簽呈，所以我不想去了，就辭掉這個義工的工作。好像我就不再管捐血了嗎？也不是，因為在 1983 年，那時台灣大部份用血都是血牛的血，就是醫院用的血很多都是來自買賣的血，剛好那時開始知道︰台灣大概有 20％的人是Β型肝炎帶原者，而且Β型肝炎和肝癌是有關係的。當時李國鼎先生和許子秋署長（已經過世）就請紐約血液中心的主任Dr. Kellner 來看台灣應該怎麼辦？輸血這麼亂，肝炎又那麼多，要怎麼做才好？後來他寫了一個很長的建議，這後來就變成衛生署血液政策的一個藍本，那時的許子秋署長，他是我的老師，他以前教我們公共衛生，後來我從美國回來改做輸血又碰到他，他就很高興我做輸血，後來他派我出國考察，去看已開發國家輸血的工作。他就把Kellner的建議變成台灣的國家血液政策，那時他說要健全捐血系統，來提供醫院所需要用的血。當時捐血中心捐到的血不夠醫院的需要，雖然他們的作業我協助改進，但是我發現有一個問題是我沒有辦法的，就是在結構面，它當時是屬於一個黨營的事業，是國民黨的，理事長就是以前把總統印信交給蔣經國的人，在國民黨裡面他是非常大，所以中華民國捐血運動協會是大家都沒有辦法去碰的組織，也就是說要去改它是沒有辦法的；但我又覺得就是因為捐血不夠，所以醫院才要保持這麼多血牛，當時為了應付病人需要的用血醫院都必須要養血牛。當時Kelner的建議是應該強化及健全現有的捐血系統，由一個系統供給台灣所有需要的用血，這在當時是衛生署的一個首要政策。也要健全醫院的輸血作業。所以許子秋老師就派我去歐洲，因為衛生署老實說也沒有人知道要怎麼樣去做、怎麼樣去健全捐血系統，所以必須借一些人來幫忙，因此就派我去歐洲考察捐血系統，很重要的是回國後他要我參與衛生署的血液政策，後來輸血學會成立，我們幾個人協助衛生署健全了捐血系統。1992 年，台灣的捐血就完全取代買賣的血。在這個過程裡，看起來只有三行就結束了，事實上花掉我差不多八年，還一直持續到前幾年，所以是十幾年的時間。我們是怎麼樣去做的？我被派去歐洲回來以後，就名正言順去管這件事情，我們開始用評鑑捐血中心來做，先看它的作業，每三年評鑑一次。在1988年的評鑑結果我們就建議政府︰捐血中心為何無法捐到足夠的血來供給醫院？就是因為捐血中心在結構上有問題。原來捐血系統是屬於內政部而非由衛生署管，所以首先我們應該要讓捐血的系統屬於衛生署，由衛生署來管，這樣的話，捐血不夠衛生署為國民健康可以責成他們遂步增加捐血量，還有比方說現在愛滋病開始有了，衛生署可以管制他們去做愛滋病的篩檢，或是說必須要做C型肝炎的篩檢，以確保輸血的安全。以前因為不是屬於衛生署，他們做不做該做的篩檢衛生署是沒辦法去管的。終於在 1988 年的評鑑結果，我們建議政府要讓捐血中心屬於衛生署，而導致捐血系統的改組。1990 年改組了，本來是屬內政部管的捐血協會在管捐血中心，現在成立一個新的「中華血液基金會」來管捐血中心，然後「中華血液基金會」再隸屬於衛生署，捐血協會還是歸內政部管，就這樣解決了。我們同時也促使捐血中心成立拓展捐血的部門，從此很快的捐血量直線上升，1992 年捐血就全部取代了買賣的血液。捐血得到的血夠的話，血牛就自然而然消除了。我還記得差不多在 1990 年，我還被台北市衛生局拜託去關掉一些血牛站，因為台灣以前有十個「紅十字會血液銀行」，完全是血牛，是買賣血液的地方，當時台灣不止醫院裡有血牛，還有血液銀行買賣血液。我們那時要去關閉血液銀行，但關閉之前必須要有足夠的捐血，我們終於在 1992 年成功了，關掉了所有的血液買賣。現在有許多國家，尤其是中國，非常羨慕台灣健全的捐血系統，那可以說是衛生署、輸血學會和捐血系統裡面的人一起努力達到的。最近報紙寫大陸有一千萬的愛滋病毒的帶原人，為什麼會這樣？其實大陸愛滋病的擴展是從血液的買賣開始的，差不多七、八年前我就聽到在山西省，因為沒有捐血，他們差不多全靠血液買賣，因此血液的安全，也就沒有什麼管制，抽血的針頭用完以後就拿到水槽洗一洗，又再拿來用，病毒沒殺掉，因為這樣子，七八年前那一個省就有十幾萬賣血的人變成愛滋病帶原者了，到現在有千萬，我覺得沒有什麼奇怪。十幾萬下來的話，很快的回去感染家裡的人、又感染別的病人、感染別的賣血的人。現在他們的傳染據說主要是因為毒癮，共同使用針頭，所以他們一下子就有很多人帶原，世界衛生組織說大陸愛滋帶原人口有一千萬，我一點都不驚奇。講到這裡，當時台灣那些賣血的人最恨的是我，他們看到我有時都講很難聽的話；但我相信像現在他們看到大陸的情形，他們大概會感謝我，至少沒讓他們變成使台灣成為像今天的大陸的元兇。血牛的系統下去，就會發生像大陸這樣的情況。

我被派到歐洲去的第一站就是到法國的血液中心，血液中心的主任 Salmon 是非常有名的一位學者，後來我在回來以後不久，就發現了很多台灣很有趣的血型，是以前都不知道的，這些血型是經他確認的，這位是北倫敦血液中心的主任 Contreras，她也是幫我確認了下來我要講的亞孟買血型，在台灣我們第一個發現這血型，也是在華人我們第一個發現了這個血型。
我們到花蓮捐血中心評鑑，我們有四個評鑑委員，我們四個人常常一起搭檔；一位是三軍總醫院的李正華醫師，另一位是長庚醫院的孫建峰醫師，還有一位是高源祥醫師，他那時是在美國，我們請他回來，他是我的學長，是美國血庫協會的一個評鑑委員。為什麼我們要請他回來？因為我們在評鑑捐血中心時，我們面對他們那麼龐大的勢力，有時我們覺得還是要請一個遠地來的和尚，比較會念經，他們比較沒有話講，所以我們就請他來壯膽。這是衛生署當時的一位蔡科長……

每三年我們要到台灣所有的捐血中心、捐血站評鑑，山裡面小小的捐血站都要去。我們也必須要同時去評鑑醫院，因為我們要給醫院一些壓力︰「不能養血牛」，如果捐血中心的血夠的時候，一定要用捐血中心的血，不可以養血牛。以前衛生署的副署長李悌元先生，現在是捐血運動協會的理事長。所有醫院檢驗的評鑑最先是從評鑑醫院的血庫開始，然後再慢慢擴及到別的檢驗，把醫院的檢驗弄好。台灣的捐血在 1974 年開始，第一年才捐到 3817 袋，到 92 年 118 萬袋，然後到 98 年差不多 180 萬袋，去年一共捐到 206 萬袋；捐血的人口達 9％ 以上，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好的一個系統了，所以台灣的捐血系統在差不多 1995 年，就榮登世界辦得最好的十個開發中國家的一個，在國際著名的輸血雜誌登出來，我覺得除了捐血中心大家很努力外，輸血學會的功勞是非常大的。

那時我還記得我們去評鑑捐血中心，因為他們是很大的系統，沒有人敢去批評他們，在評鑑的檢討會上他們甚至表示他們捐到多少血，就分給了醫院，好像醫院應該要很謝謝他們，我就站起來說︰對不起，你們是獨家事業，政府並沒有答應成立另外一個捐血系統，所以你們有責任提供所有醫院所需要的血。因為衛生署、輸血學會不斷給他們一些壓力，也給他們導正，告訴他們應該要怎麼做，所以才會有今天這麼好的捐血系統，不過他們自己也很努力就是了。這整個過程可以說是一個成功的不流血革命。

另外我要講，除了捐血方面，還有一個血液政策努力的方向，就是建立全國的標準作業，使醫院的輸血安全。這主要還是在馬偕醫院發展出來的一個叫 MP 的方法，這是適合於亞洲人的方法，而且很適合台灣人，這方法很快，以前我們用白種人的方法，要半個鐘頭，MP 法用不到三分鐘，而且 MP 法的敏感度很高，是白種人方法的 100 倍敏感度，還有可以自己泡製試藥。所以這實在是非常好的方法，20 年來在輸血學會舉辨的職訓練下，這個方法已經變成全台灣通用的方法，而且這個方法的快速及敏感度高，讓輸血更安全，台灣就變成亞洲第一個有本土化輸血作業的地方。這方法也被發現適用於其他亞洲人，但這個方法並不適用於白種人，因為我們族群、人種的不同，血型不一樣，不適合白種人。我在國際輸血學會組織一個 MP 的委員會，台灣的方法現在在國際上是很有名的。我們做了差不多 19 年，使台灣醫院的血庫有一個標準化作業。除了我剛剛講的︰怎麼樣讓捐血中心做得更好、怎樣把血庫的作業做好，還有醫院裡面醫生輸血的行為，我們也要管，所以我記得我們這些人，前幾年我們每一年都要趕好幾場演講，就是到很多醫院去告訴醫師們︰輸血應該要怎麼樣輸。以前我們把血抽出來原封不動的把一整袋血輸給病人，後來我們可以把血液幾種不一樣的成份分開，然後再輸給不同需要的病人不同的血液成份。

接下來我要講我們在馬偕醫院做的一些輸血醫學的研究。為什麼我們要做這些研究？是因為關係到輸血的安全。台灣的血型都沒有人好好做過研究，以前只是做了很粗淺的，所以我開始做的時候，紐約血液中心一個非常有名的血型專家跟我說︰喔，妳真是坐在金礦上採礦。非常羨慕我。確實因為沒有人做過，所以就可以有很多新的發現。

我們講「血型」，就是這些紅血球上面的一些構造，如Α型，血球上就有Α的構造；是Rh陽性，就是有Rh構造，沒有的話就是Rh陰性。組織抗原就是在淋巴球上面的一些構造。我要講有關Rh陰性的輸血，為什麼我要做Rh的研究？是因我們常常把白種人的知識拿來，就以為這個就是我們應該要遵守的，Rh陰性的問題事實上是白種人的問題，不是我們的問題。在台灣我們研究的結果， Rh 陰性可以輸陽性的血，除了極少數 Rh 陰性的人因為帶抗體，意思是說陰性血球，沒有 Rh 的構造，所以就可以產生抗體，占多少呢？我們做了很多 Rh 陰性的人的研究，七百多個陰性的人裡面只有一個人有抗體，所以只有這個了不可以輸陽性的血。我一直在告訴大家︰ Rh 陰性的人不要覺得他很特別，且必須要特別注意，其實陰性的沒什麼特別，在台灣他和一般 Rh 陽性的人一檥。我一個親戚就是 Rh 陰性，她念完書說︰我趕快去美國，因為那邊 Rh 陰性比較多，萬一以後我發生什麼問題，就可以解決……她就跑掉了！影響到一個人整個的生活。其實 Rh 陰性並沒有什麼了不起，它只是一個普通的血型，跟一般人完全一樣，可以輸陽性的血。一些醫師說︰你如果輸陽性的引起帶抗體的話，輸血怎麼辦？我就說我們用 MP 的方法絕對可以找到抗體，再輸陰性的血即可。馬偕醫院從 1988 年開始就不做 Rh 的篩檢，就是說陰性我們也給陽性的血輸，我們就看︰有沒有人帶抗體呢？機會沒有增加呢？結果是帶抗體的機會沒增加，所以有沒輸陰性的血給陰性的人並沒有影響抗體的產生。為什麼Rh陰性在白種人那麼重要？1950年代白種人的國家，每生一千個小孩，大概有三個小孩胎死腹中，全身水腫叫做胎兒水症。但在台灣，我看台灣的醫學歷史，從來沒有 Rh 陰性的媽媽生過這樣小孩的記載，沒有發生過，所以呢，本來就沒有事情，我們一直在那裡窮煩惱，把白種人的問題拿來自己煩惱。他們就說︰如果 Rh 陰性有輸血反應呢？我說 Rh 的輸血反應和 ABO 血型的輸血反應不一樣，是屬於輕型。馬偕醫院 11 年當中有九萬個嬰兒出生，只有發生一個嬰兒因 Rh 陰性的問題發生了黃疸要換血，不是像白種人小孩是胎死腹中的，台灣個案都是有活產，但因為黃疸，只要幫他換血就好。台灣一千個裡面只有三個人是陰性，這三個人其實也不是全陰性，有一個是弱陽性，我要提醒大家，台灣人一千個裡面只有三個人是陰性，如果有一個陰性的人他緊急需要輸血時，一定找不到陰性的血，因為我們一般在醫院的血庫裡面，沒有貯藏那麼多像 1000 袋的血，所以血庫裡不會有陰性的血，所以如果一定要陰性的血才給他輸血，等於是沒有血輸。在差不多 1982 年，台灣曾經發生過一個個案︰案主坐在先生摩托車後座，她跌下來，需要輸血，她被送到台北市某市立醫院，那個院長是很有名的血液科的醫生，但是他的觀念還是美國的觀念，認為陰性一定要輸陰性的血，所以醫院拒絕為她輸陽性的血，後來這個病人死了，那時引起很多討論。我是覺得︰陰性是一個稀有血型，我們常常把它擴大講到很可怕的樣子，讓陰性血型的人覺得很不安心，我們就是告訴大家︰陰性的血型在輸血時除上面說的帶抗體的特別情況外就和一般 Rh 陽性的人一樣可輸一般陽性的血。

下來要講亞孟買血型，華人第一例是在馬偕醫院的病人發現，然後第二年嬰兒室發生父母親懷疑換錯小孩的事，因為父母親和嬰兒的血型不合，後來發現爸爸是亞孟買血型。這是一個亞孟買血型的爸爸，他其實是Β型，但他的表現就像Ο型一樣，他太太是真的Ο型，結果她生了一個Β型的男嬰。這個爸爸就很生氣，說他跟太太都是Ο型，為什麼會生Β型的？就每天罵那個媽媽，那個媽媽就說，她又沒有怎麼樣，怎麼會生Β型的？她就問我們醫院的院長，會不會換錯小孩？我們醫院把手印腳印拿出來，沒錯，是妳的小孩，那個太太說︰怎麼會這樣呢？院長就問我說︰有沒有可能？我就說︰有可能喔。因為我們前一年發現亞孟買血型，搞不好這對父母親當中有一個是Β的亞孟買血型，因Ｂ基因沒辦法表現，所以很像Ο型，但Β的基因可以傳給小孩。我們就要他們全家來檢查，他們一家三口來，結果那個爸爸果然是亞孟買血型Β型，本來就可能有Β型的小孩。這個爸爸聽了馬上去抱兒子，本來他都不理兒子。我們就說︰你的女兒是什麼血型啊？要不要帶來檢查？一檢查她是Β型，我們血庫的人都很生氣，說︰為什麼這個爸爸只管他的兒子是Β型，而沒有管他的女兒是Β型？他大概想他的財產要由兒子繼承，所以他就很生氣說如果是別人的小孩……在台灣就是常常會有這樣的情形。我跟醫學院的學生說︰如果人家問你︰Ο型和Ο型會不會生Β型的小孩？你絕對不能說不會，除非全家經過好好的檢查。

另外還有一個案例，這個媽媽比較運氣，這個爸爸一直以為他都是Ο型，來馬偕醫院開刀才發現他是亞孟買血型，我們就說你要不要帶小孩來檢查？他的兒子是ΑΒ型，我們問他，你有沒有懷疑這個兒子不是你的小孩？結果這個爸爸說，這個小孩出生時，愈看愈像他，他們在外面做了三次檢查，他是Ο型，他太太是Α型，他的兒子是ΑΒ型，但愈看愈像，他說︰喔，我可能是Β型，但我沒辦法表現，因為我爸爸是Β型。我說︰喔，我做了那麼多研究，做了一年的研究才找出這麼一個血型叫亞孟買血型，你就那麼簡單的把它給想通解決了。這個血型在台灣每八千人就會有一個，所以不會少。我們 2300 萬人，台灣大概會有 3000 人是這個血型的人。後面的這個爸爸有一天就跟我說︰我被妳檢查出來我是亞孟買血型後就開始擔心。他說他現在不敢騎摩托車，因為怕有一天出外發生意外要輸血的話，沒有血可輸……這個讓我想到︰是不是真的不能夠輸一般人的血嗎？我就做人體試驗，證明台灣的亞孟買血型和印度的孟買血型不一樣。印度的孟買血型不可以輸一般人的血，除了輸孟買血型的血；還有白種人的亞孟買血型也一定要輸他們那種血型，但是台灣的亞孟買血型可以輸一般人的血，這樣就解決了亞孟買血型的輸血問題了。亞孟買血型在泰國每五千人就有一個，所以我常常覺得泰國和我們台灣實在是兄弟之邦，很接近。

下來我要講另一個血型——路易士（Lewis）血型。25％的台灣人都是屬於一種路易士血型是白種人沒有的血型，所以我們剛開始到國際上去發表時，國際上的人都說︰妳一定做錯了。我們說沒有做錯，大家就馬上想到︰一定可以找到相關的基因，所以有三個集團就開始競賽找基因，除我們外一個是瑞典發布諾貝爾獎的研究機構，一個是日本的國立研究機構，結果是我們（馬偕醫院）第一個找到，我們那時非常出了鋒頭。另有一個變異的基因，在所有台灣的原住民出現，也在毛利人出現，所以顯示族群的關連，台灣原住民和毛利人有關係。
下來我要講一個很好玩的血型名字——米田堡（Miltenberger）血型，為什麼我把它翻成「米田堡」？因為我們講「漢堡」（Hamberger），我想我們就叫它米田堡好了，這樣大家都會記得。這個血型其實是1980年代在我們醫院病人的身上首先找到，後來發現這個血型在台灣不是稀有血型。為什麼我們因為這個血型變得很有名？因為這在白種人是稀有血型，沒有想到在台灣有 7.3％的人是屬於這個血型。這個血型以前有被人發現，像泰國也發現，那差不多在1960 年代，但他們就沒有再繼續研究下去，他們沒有發現這個血型為什麼重要，其實它是 ABO 血型之外，在台灣最重要的血型，因為它和引起輸血反應有關係，還會讓嬰兒發生像剛剛看到的那個水腫的小孩的情況，所以我們台灣事實上要非常注意這個血型才對，而不是 Rh 血型。所以我們就開始發表這個血型的重要，然後在 1990 年代，我們經過衛生署的血液諮詢委員會，請衛生署來規定國內的輸血都要做米田堡血型相關的檢驗，以確保輸血的安全，所以我們在 90 年代就開始做。後來我們把我們的發現登在國際刊物上，結果香港的人就很不服氣，他說︰這個血型哪裡重要？他們不覺得重要，我們就在輸血雜誌上打筆仗，我說︰真的是重要，會引起很厲害的輸血反應，可能會死掉；香港說沒有，但是我最近去澳洲演講，澳洲人就跟我說︰其實現在沿太平洋的亞洲地區和東南亞地區，都發現這個血型的重要，包括香港在內，都紛紛學台灣的處理方法。這個血型現在是亞洲最熱門的血型，大家都在講這個血型，叫米田堡。這個血型是可以做族群關係研究的血型，為什麼呢？我們後來就做了不同族群的血型研究，就發現︰長江以北的外省人 0.0％，沒有，長江以南的外省人是 4.3％，日本人也沒有米田堡第三型，跟台灣的不一樣，所以長江以北的外省人是跟日本人比較接近。阿美族最高，88.4％，還有卑南族 21％，蘭嶼的雅美族 34％，我們發表以後，許多學者都很驚訝，這個是世界上最高的頻率。我們也把米田堡在亞洲的重要讓國際知道，現在亞洲國家都做一些相關的配套措施。

我剛剛講泰國的米田堡血型差不多也是 7％，所以我一直都覺得台灣跟東南亞實在是兄弟之邦。這是從紅血球的研究。在我們研究當中我們也發現 "i" 血型，這是稀有血型，跟先天性白內障有關係。因著我們的發現，後來我們成功的找到基因，讓這個血型在國際上變成第27個血型，我是覺得很高興，我們做血型做了半天，終於因為我們台灣的發現，讓血型系統增加一個，在國際上第 27 型。屬於這個血型的人同時都有先天性白內障，我們好像也找到先天性白內障的基因。

過去不少人認為紅血球血型的研究，當然可以做親子鑑定。在 1986 年時，沒有人願意做，也沒有人敢做，大家都很害怕做親子鑑定的時代，因為我做了很多血型的研究，我被一個媽媽懇求做親子鑑定，就說︰好啦，我幫妳想辦法，我來做做看。所以我從 1988 年開始涉足到親子鑑定，現在親子鑑定的實驗室林立，但在 1988 年大概只有我們在做。長期做親子鑑定的結果，我們就累積了大量遺傳基因的資料。

後來我也做了組織抗原的研究，淋巴球上面的一些構造叫做組織抗原，這是很偶然的，1993 年在台北召開組織抗原國際研討會，那時日本紅十字會的Juji教授看到台灣的需要——就是我們台灣必須要研發屬於台灣人自己的組織抗原的測定盤(測組織抗原型別的血清盤)，因為我們在一個地區做研究，就要有從這個地區的血清做測試，才能夠精確的測試到這個地區的人的型別，這和免疫的研究也非常有關係，如果測定盤用白種人的，有些型測不出來，結果就不正確，所以必須用自己地區的血清做的測定盤。在過去政府事實上花了很多錢委託幾個研究機構做，結果都沒有做出來，Juji 教授就說動我們來做，本來我說我不要做，我做了血型已經夠麻煩，還要跨到組織抗原，我說我大概沒這個能力。他就說日本紅十字會要做我的後盾，第二年他就派一個人義務性的來台指揮、輔導，機票食宿都他們自付，來幫忙台灣、幫忙馬偕醫院。我們就關始做篩檢，篩檢一萬個胎盤血清。你想想看一萬個胎盤血清，每一個胎盤血清分別要跟 30-50 個甚至上千個不同人的淋巴球反應，然後再看反應的情形，放到電腦來分析所有這些血清的反應，然後挑選血清，決定測定某一個型別用那個血清……是一個非常龐大的工作。到 2001 我們終於完成。其實這中間我們陸續做了一些初步的測定盤，去年終於真正做出來。這個測定盤如果跟外面買，現在最有名的就是美國的 Terasaki 測定盤，一個測定盤要兩千多塊，前些時候我們把一千個測定盤送給捐血中心，買的話要兩百多萬，誰要做研究我們就送給他，這會關係到一個地區免疫的研究，必須要有自己做出來的血清來做。這事實上是很基本、很重要的工作，政府也知道，但一直沒有做出來。為了要做這個測定盤，我必須要去抽所有台灣住民的血液，分離淋巴球來跟我們這一萬個胎盤血清去反應，鄒族的人在給我們抽血，所以我就抽了所有原住民的血。

為了研發組織抗原測定盤，六年中我上山下海，跑到蘭嶼、什麼地方都有，到原住民部落，請他們捐贈給我研究用的血，然後來做組織抗原的分析，從這分析也看出台灣原住民是經過長期的隔離，變成一個最純種的族群，就是說我為了要做這個測定盤，我也就要做這些族群組織抗原的研究，就意外的發現他們是非常純種的族群，有可能是在一萬兩千年前，在台灣還陸連到亞洲大陸時，從南方或中國大陸那邊，在還沒有所謂的漢民族之前，就有些人搬過來，就是現在原住民的祖先。還有蘭嶼的達悟族和菲律賓島上的尹巴丹族，他們有比台灣島上其他族群更近的關係，我們在兩、三年前跑到巴丹島，是蘭嶼的達悟族拜託我們去抽血，我們就做了尹巴丹族和台灣原住民間的關係研究，發現尹巴丹族和達悟族有較近的血緣關係。

有關基因的距離即血緣關係的遠近，線拉愈長血緣距離愈遠……大概史前人類遷移的途徑，很可能是從亞洲走過來，台灣的原住民一些基因在南方也可以找到，在北方也可以找到……一萬兩千年前，台灣海峽是低窪的陸地，那時是冰河時期，海面下降，後來冰河融解以後海水又上漲，台灣就變成一個孤島，之前台灣是連到歐亞大陸。也許這些族群就是這樣走過來，最近我們做了一些粒腺體 DNA 的研究，也是這樣子，就是說台灣的原住民在一萬兩千年之前就來了，之後還有陸續的移民潮到台灣，直到今天。

這是現在大家最關心的︰從組織抗原看閩南人、客家人，所謂「台灣人」的來源。我為什麼要做這個研究？其實我從來沒有想到要做這個研究，我就是把剛剛講的原住民的來源的論文，登在國際一份相當有名的雜誌上，有許多讀到文章的在國外的台灣舊留學生，就以電子郵件熱烈討論︰台灣人的基因裡面有多少來自原住民？他們都不關心原住民從哪裡來，他們只是關心台灣人有多少基因是從原住民來？討論很熱烈。在我看，從血型知道，所謂台灣人就是閩南人、客家人，事實上台灣人跟北方的族群不一樣，本來就是這樣，長期的血型研究發現台灣人的血型接近東南亞，而和北方的族群距離比較遠，而且我們長期做親子鑑定的工作累積很多資料，所以我就決定整理一下我們的資料，不然大家爭論不休。組織抗原就是我剛講的，是淋巴球上面的一些構造，由第六個染色體上面的一個片斷來控制，是染色體上最具變異的 DNA 的片斷，所以可以用在族群關係的研究。我們測定很多基因的頻率、再與別的族群的基因頻率比較決定基因的距離，然後用基因距離畫一個血緣關係圖；這個研究是由許多人一起做出來的，跟日本紅十字會還有東京大學人類遺傳學研究所一起做。可以看到閩南、客家人是在一起，血緣很接近，再加入泰國和新加坡的華僑成相近的血緣關係，然後再和南方漢人及東南亞的族群匯合，可以看到北方的漢人以及北方的族群與南方的族群包含台灣人在內有相當的距離。台灣的原住民距離很遠。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看到一些基因在一起、一起遺傳，像這個父親把組織抗原不同基因座上面的基因一起遺傳給小孩，這些在一起的遺傳的幾個基因合起來叫組織抗原的半套體……這個是很有趣的，A33-B58-CW10-DR3 只有在台灣的閩南人、客家人會有相當高的頻率，然後新加坡、泰國的華人也都一樣的出現，但在別的族群少見，當然白種人沒有，我想這大概是屬於古代越族……被完整保留下來古代越族的基因。研究的結果，閩南人和客家人是屬於南亞洲人種，這結果就剛好配合民族史的記載，認為台灣人是大陸東南沿海原住民「越族」的後代。這並不是我創造出來的，是要配合民族史的記載才有辦法這樣講。

台灣人最常見的 A33-B58-CW10-DR3 是被完整保留下來的古代越族的基因。我們常常用在一起遺傳的基因半套體出現的情形在看族群的關係。語言學家也說我們的這個結果是配合語言的結果，我們常常講「福佬話」，據說是以前在閩越地區客家人稱呼閩人是「福佬人」，而來的。「河洛話」是 1955 年……我想這和政府的政策有關係，當時要說台灣的族群是從北方來，所以把它講成「河洛話」，1955 年「河洛話」這個名字才出現，事實上是「福佬話」。我們研究的結果，和慈濟骨髓登錄發表的統計分析一樣，還有中國學者組織抗原的研究結果，和中科院發表的完全一致……中科院最近在報紙上罵我，說我的研究什麼可恥啦、荒謬啦……，其實中科院的研究做得比我還要漂亮。

再來我要談到慈濟的骨髓登錄，他們用幾萬個人，我是用幾百個人，你可以看到慈濟的結果也是客家人、閩南人在族群血緣關係上先接近在一起，下來你可以看到南方漢人再連上去，這個是北方漢人，是在另外的一群，你可以看到台灣人和北方漢人是不一樣的，所以就分開了……大陸的結果也一樣。還有中科院在 1991 年和美國史丹福大學的 Cavalli-Sforza 一起研究的結果：只用姓氏就可以把整個族群的距離、關聯顯示出來，而姓氏是代表Ｙ染色體的遺傳……我覺得比我的結果還要漂亮。他是從 28 省，抽出五十四萬人的姓氏做出來的，另外他用 ABO 血型等，非常簡單的五個血型，也把福建、台灣，剛剛講的「越族」的地方，完全分開來了；不只和中國北方的族群，而且也和南方的族群分開……我想這位中科院的研究員現在是不是受到什麼壓力？所以才只好跳出來罵我。

其實我們還有很多的發現，我沒有講，就是說輸血醫學的發展，是從荒漠到豐盛之地，台灣已在國際舞台上占一席之地，我們在 1999 年主辦第十屆西太平洋區國際輸血學會大會時，我們台灣就提出九十幾篇論文，想想看我們在 1981 年，那時沒有人做血庫，也沒人願意做，但在 1999 年我們就可以提出九十多篇論文，表示很多的人對輸血有興趣，這是非常俱鼓舞的結果；我們這次舉辦的國際會議，被譽為十年來國際輸血學會辦得最好的一次，這個並不是他們告訴我，是他們之間在講，然後再告訴我，所以這個不是講給我高興的，是真的，我想我們辦得很好。國際輸血學會中的重要委員會，像血型命名委員會、教育委員會、出版委員會、稀有血型委員會、血型血清專家……都有台灣的代表來代表亞洲，當然都沒有大陸的代表；日本也是很強，他們也都有代表。許多台灣的醫院都在做輸血的研究。以上是我們現在台灣關於輸血的情形，我覺得本土的研究都起來了，實在非常可喜。這是我們那時的海報，第十屆國際輸血學會大會的海報，大家大概可以看出來，是藍蔭鼎先生的畫，我是拜託他的家屬，讓我把他的畫放在海報裡。

我們也努力盡國際義務，1992 年我跟我的同事鮑博瑞先生開始教導中國大陸使用 MP 方法，直到飛彈試射才停止。現在大陸都用這個方法，因為這個方法便宜，快速、又精確。但我們有點不舒服，就是他們發表一些文章，後面都沒有謝謝我，我是自費請我的同事一起去大陸教他們的。2000 年我到寮國永珍紅十字會血液中心舉辦研討會，讓寮國決定要用這個方法（MP 方法），我覺得很好，因為他們很窮，也買不起外國的試藥，用這個方法的話，大概只要台幣一塊錢就可以做完了。去年我到泰國曼谷的 Mahidol 大學 Siriraj 醫院血庫舉辦 MP 研討會，我不知道他們會不會用這個方法。我今年要去越南河內舉辦MP研討會，因為越南也窮，他的族群跟我們血型應該很接近因北越同屬越族，所以應該也可以用這個方法。1993 年天津中國輸血醫學會，香港血液中心的主任梁醫師，日本輸血學會的會長 Yuasa，我的同事鮑先生就是這樣跑那邊跑好幾次。

其實我們做這麼多，並不是我一個人，要很多人一起努力。我第一個要感謝鮑先生，鮑伯瑞先生，他是 1983 年來參加我們的實驗室，到 1997 年，中間他有回去，有12年他跟我同事，做了很多研究。我也要特別提謝秀花女士，她是台大以前的講師，是我的朋友，後來她來參加我們這個團隊，做了很多血小板和白血球的研究。澳洲紅十字會的台柱 Jean Trejaut，他很棒，是分子遺傳學的專家。這是我們做紅血球的團隊，余榮熾念完台大生化研究所後到我那邊，跟我發表很多研究成果，所以台大生化研究所再把他聘回去當副教授，我就很高興，我說喔，我的實驗室裡面可以造就一個這樣的人才。這裡面還有像這位朱正中也是生化研究所出來，他是幫我做做組織抗原的特異性……

其實我做這麼多研究，很多資源都是從外國來，在台灣像我去申請國家衛生研究院，有時申請不到，有一餐沒一餐的。我的研究一直得到許多國外研究機構的援助，很多外國友人幫我，把試劑寄給我。在荷蘭阿姆斯特丹紅十字會血液中心的 Engelfriet，你知道荷蘭人口比我們少，但荷蘭紅十字會血液中心有五百個人！五百個人在做研究，裡面博士和醫生有七十幾個，他是那裡過去的主任，他也幫我們很多忙。我常常會把這個拿出來講︰馬偕醫院以一個私人財團法人的私立醫院，要做整個好像國家的研究，實在是很……我覺得國家沒有支持的話是很不應該的。還有大陸，雖然他們做得那麼差，但是他們有幾個中心，我在 1988 年到成都血液中心時，那兒就有一百二十幾個研究員。現在他們在北京也成立一個，天津本來也有一個，最近在上海又成立一個研究中心，我們台灣就什麼都沒有啦！我在想好像就只有我們……雖然現在有些醫院在做一些研究，但規模都不大，沒有得到國家的支持，而且我覺得一路走來，沒有多少掌聲……這是 1994 年，衛生署就頒獎給我，因為我對捐血、台灣血液政策的貢獻，張博雅就給我一個獎。我也得到一個王民寧獎。我也要謝謝楊定一先生，我在馬偕醫院檢驗科當主任，他是技術主任，當我做這麼多事情時，他幫了我全部的行政工作，所以我就可以做這些我想要做的事情……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