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台灣文學之旅，自我認同的道路
江寶釵、陳建忠、蕭義玲、柳書琴

前言：二○○二年三月二十四日下午四時至六時，四位台灣文學研究的學者從台灣來到加州聖地牙哥，應聖地牙哥台美基金會之邀在台灣中心舉行了一場座談會：「我們的台灣文學之旅，自我認同的道路」。座談會由中正大學中文系江寶釵教授策劃，聖地牙哥台美基金會文化歷史委員會召集人鄭德昌先生因故不克出席，由楊宗翰先生代表主持。著名的台灣詩人，目前任教於聖地牙哥校區加州大學比較文學系的葉維廉教授及其夫人廖慈美女士也蒞臨參與。一場文學的盛宴就與聖城繁花錦簇的春天爭奇鬥妍，以下是座談者的發言記錄。

自我的追尋 -- 我的台灣文學研究
國立中正大學中文系教授 江寶釵

人生的機緣湊巧，有時真不在我們的意料之中。我之投入台灣文學研究，從不是因為我有一個「台灣」的概念，而是因為那時面臨大學教授職等修訂，我想找一個我感興趣而且最熟悉的題目，早一點畢業，可以不必多爬助理教授一級。沒想到，從此走入的，不只是台灣文學，而且是漫長的自我認同的道路。

一九九三年春天，清華大學中文系邀請文化大學陳愛麗教授在台北月涵堂演講，內容講的大約是「現代主義文學」。我在演講後提問，提起有關七等生的現代性與鄉土性的問題，呂興昌老師說：「你提問題條理真是清楚。」我受寵若驚、楞頭楞腦的樣子，大概讓他感到孺子必須教育。那一天，剛巧國軍英雄館有一個聚會，他問我是不是願意去。我也沒事，就說好，同行的還有林亨泰先生，我連他都還不認得呢！我在藝文界認識的人很少。我們一起走到街上，黃昏了，陽光留在地上的蔭很長很傾斜，到了麗水街口要過十字路，停在紅綠燈前，呂老師忽然問我：「你是那一國人？」我說：「我第一是中國人，第二是台灣人。」呂老師用力地看了我一眼：「我第一是台灣人，第二是台灣人，第三還是台灣人。」這樣的話語在暗示著什麼，我很吃驚，我的五臟內腑當下大地震，四分五裂。我出身貧苦，賴師友幫助，從小到大，一路讀的第一志願，我是那種「活活潑潑的好學生，堂堂正正的中國人。」我的高中就在總統府旁邊，每天走過廣場，向飄揚的美麗國旗致敬，偉人崩殂，我們繫黑色臂章帶孝，在中山南路等候靈車經過，匍匐痛哭。我們相信偉人躍馬中原，並且拯救台灣，免於沉淪。台灣是反共的堡壘，反攻的跳板。為什麼如此而我們不是中國人？我困惑著，不知道怎麼提問題，又感到與呂老師並未熟悉到可以隨意地問，所以就茫茫然回嘉義了。

一九九四年，我寫完戰後台灣文學的博士論文，後來才知道那是第一本。在清華大學「賴和及其同時代作家」的國際會議裡，我第一次感到，文學討論裡，竟然有統、獨的爭議。

一九九六年，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舉行第二屆本土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我受許俊雅教授之邀與會。呂興昌老師遲來，剛巧坐上我身畔唯一的空位。台上鄭良偉先生正在談台語拼音，那可是我第一次接觸這樣的東西，感覺好難，我問呂老師。呂老師說：「哎！容易。你二十分鐘就學會了。」他教我的是羅馬拼音。我走出會場，時刻正午，外頭好強烈的陽光，少年的經驗在陽光下一一現形，阿媽、舅舅、阿姨他們的生活和話語，那些我無從用國語言說，那些我以為喑啞、不被承認可以書寫的經驗，忽然有了表述的力量，那種突然地從縛綁中掙脫的自由感如此滂沛，打開的水龍頭哇啦哇啦，對治渴旱的大地，是我永不能忘記的生命經驗。

很幸運地，不久，我遇到胡萬川老師，從民間文學的田野調查裡，我更進一步理解閩南語文的書寫，從閩南語文的書寫裡，體證我的家族我的土地的生命。

我為了嚮慕中國而立志讀中國文學，聯考時作為第一志願，長期努力的閱讀，使我的知識豐富。然而，卻是在從事台灣文學的研究裡，找尋到不歇的熱情，不絕的活力，那支撐的源頭，即在不斷地返視自己，自己的身分，自己是誰的歷程。家國的集體想像，或者緣時代環境而有不同，但生命與土地的關聯，是永遠親切的臍帶。

特別是做為多族群的台灣社會，有很多人或許經歷與我非常不同的體證，他們有自己的背景，自己的想法。眷村小說向我們開展的，就是這樣的一個不同的經驗世界。又如原住民作家的作品，也會呈現一個和我完全不同的世界觀。如果有人問我說，他不願意認同台灣，那麼，我的反應如何？我想，我會同意而且尊重他的選擇。每個人都被鼓勵去追尋他最內裡的自我，而民主，就是容忍差異，允許不同，擁抱多元。

無論是那一類型的台灣文學，每一次閱讀，都教我更深刻理解我們的母體，我們的土地：台灣。

從當代台灣小說看國族認同的複雜狀況
私立靜宜大學中文系助教授 陳建忠

我想用陳映真的《忠孝公園》、朱天心的《漫遊者》與宋澤萊的《熱帶魔界》這三部新近出版的小說集，說明在解嚴後，台灣社會在中心價值崩解，認同趨向多元化中所反映的國族認同問題。我主要的意見是，這些分立於政治光譜兩端，或是色彩分明的作者，他們所演繹的國族認同議題，顯示台灣人在當代國族認同的迷惘與錯亂，台灣的前途殊堪憂慮，正可由此窺見。

陳映真的《忠孝公園》極力寫台灣人的黑暗之心，無論是前日本皇民的認同錯亂，或是資本主義發展下台灣人的異化價值觀，總之，陳一秉其理想主義的性格，繼續對這些歷史問題提出針砭，而其內裡無非是中國民族主義思想。此間知識界，大概都清楚陳映真力主統一的政治立場，文學創作外，陳其實也積極進行政治與文學批判，其目標大抵對準所謂獨派團體。然而，陳對中國內部的黑暗似未見批判，這恐怕是頗耐人尋味的事。

朱天心的《漫遊者》當中，則顯現出她自《我記得…》、《想我眷村的兄弟們》、《古都》以來愈見明顯的「雄辯式」文體，她散文化的文字幾幾乎乎就是一種「獨白」，她在對「你」，也就是她自己說話。朱天心走出眷村後，走出國民黨意識型態的囚禁後，彷彿無處可去，因而發展出一種我稱之為「漂泊書寫」的題材與思考。這些「漂泊書寫」像是一個外省第二代移民作者，雖然土生土長，但家國想像追隨的卻是父系歷史，如今父親已逝，她其實已更無留戀，按我看，朱天心的文字日益有一種「酸氣」，這是她從早期一些政治小說裡逐漸發酵出來的，裡頭有種微妙的心理癥結使然，似乎是不得不認同但又有點被強迫的味道。

宋澤萊的《熱帶魔界》中，魔神仔不斷透過華麗的列車與宮殿來迷惑人心，並造成不斷昇高的氣溫使眾人向陰涼的列車集中，由於這些貪戀，眾人無法抵擋這種引誘的結果就是死亡與被奴役。最令人感到興味的是，宋澤萊極力要塑造的魔界中的魔神仔究竟何指？宋澤萊一向以銳利的批判性著稱，他批判資本家、奸商之力道固無須多言，看他對獨裁者的辛辣批判猶令人熱汗淋漓，這本新作雖出之以「寓言」，但以中國皇宮所隱喻的「妖魔化」的中國文化，其獨派色彩不言可喻。

作者當然未必要解決問題，但他們卻藉作品讓我們不得不認清一些問題，宋澤萊如此，朱天心如是，陳映真亦然，他們的寫作都表達了強烈的立場，一如台灣政黨色彩的壁壘分明、無意和解。然而，在自我認識上即便有神聖使命或道德正當性（無論是左右統獨的意識型態），或許他們也都發掘了「某層面」的歷史真相，但他們的寫作都在某種程度上強化非友即敵、敵我二分的意識，這種二元對立甚至可以是他們的整個寫作基調，乃至是其盟友們的思想基調。我想試問的是：我們的作者究竟有否思考過政治式書寫對其個人文學生命的戕害？以及我們是否需要文學家來增加我們彼此的對立？

在這精神分裂的時代，已經無法遏止我們的小說家「獻身」到一個無法以文字說明的「族群政治」（ethnic politics）當中，以上三位成了族群論述與意識型態文學的「樣版人物」。動輒調動民族主義或族群道德主義來指摘另一方暴力、排他、不忠，我們的台灣島使作家也瘋狂，他們也想讓大家瘋狂，這是文學的沈淪，但更是台灣人的集體挫敗。

何去何從，大概不是這些小說所能告訴我們的。然而，台灣的前途終究在哪裡？

變動到九○年代末期的台灣認同
國立中興大學中文系助教授 蕭義玲

延續著陳建忠老師所說的，之所以進入台灣文學這個研究領域，正是自我認同過程的開展。以我個人為例，自幼的生長背景亦是一個國民黨統治的封閉社會，小學時我也經歷了不可以說台語、高喊反攻大陸口號的經驗，那時候，對社會、國家、個人的體認也一直是和政府的宣傳同調的。對台灣文學的初步認識，是在大學時代，那時在漸開放的社會風氣中（八十年代末期﹚同學開始在一片「中國文學史」的史觀中開起「台灣文學」的讀書會來，也從那時候開始才接觸到賴和、楊逵等台灣文學前輩作家的名字，但對台灣意識的接觸也僅止於幾個作家和幾篇作品而已。

真正對「台灣」發生認同意識與興趣倒是台灣政治氣候的遽變，從民進黨的日益茁壯、台北市長由阿扁接任，我慢慢地注意到反對黨的政治訴求，並注意到身邊事務的變動，加上出版業的蓬勃發展，我接觸到許多先前未曾接觸過的議題，而社會變動所產生的活力也讓我自然地進入「台灣」這個親切的名號中，慢慢地從生活、歷史、書本知識的接觸中，產生了身分認同的渴求。

政治的變動總不較文化的建構更具穩定性與理想性。博士班之後我慢慢地把身分認同的焦點由政治面轉向回文化、學術面上。因此選擇了與台灣文學有關的「解嚴後當代小說的發展」作為課題。關於台灣當代文學的發展，要補充陳老師的觀點是，在認同主題的書寫上，立場較鮮明的「獨化」與「統化」意識皆非當今文學書寫的主流，反而以普遍人性的觀點來檢視政治主張的寫法有其發展的空間，在這裡，政治書寫也免不了受解嚴思潮的影響，即當代的政治書寫總是對持某種強硬立場的人提出一份深切的懷疑：懷疑我們向來深信不疑的歷史、政治書寫是否真能受到時間的檢驗？是否真有一種不變的答案存在於時間的流動中。更進一步說，由於解嚴以來社會結構的巨變，以及後現代商業文化的影響，九十年代的「政治書寫」較諸以往有較明顯的沉寂趨勢，在解嚴後的年代裡，商業社會對年輕一代的吸引力是較身分認同問題吸引年輕學子注目的，這也正是當代台灣意識發展的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即如何讓新世代的年輕人重新去重視「身分認同」的問題，而不是無根的隨著當代文化起舞，成為失去理想性的一群人，這應是值得我們好好思考的問題。

另外，要補充的一點是，在台灣的主體認同上，由於台灣是一個海島型國家，因此，九十年代出現的廖鴻基的「海洋寫作」，應該是一個談論當代文學的人們值得注意的寫作新方向。

台灣文學中的認同問題
私立靜宜大學中文系助教授 柳書琴

古今中外文學中，舉凡國族、性別、階級、族裔、宗教、思想……等各方面引發的「認同政治」問題，一直都是文學書寫的重要驅力。環繞這些問題的思辨，也誕生了許多繽紛多樣的偉大文學。不過在台灣認同政治的論者仍偏重於國族認同，晚近十年諸如性別、族裔等問題才漸受注意。因此，面對「台灣文學中的認同問題」時，當代台灣最普遍的思考方向仍是「文學─認同政治─國族建構」的單線思考。這種偏失現象與台灣特殊的歷史發展、國際處境以及國民的認同意向有關，因而自然有其不容輕率以「泛政治性」一言以蔽之的意義存在。

據筆者對「戰爭期間台灣文壇 (1937-1945)」以及「台灣旅日青年的文學活動」等問題進行長期考察所獲得的結果顯示，自日據時代以來「文學/文化─認同政治─國族關懷」，便不斷左右台灣文化知識份子的思考方式、活動型態與運動策略。也因此殖民統治下台灣文化活動，不論報業、美術、戲劇或文學，都帶有文化抗爭的特質，文化人更以介入現實、發動改革的「知識份子」身份自許。這樣的文化抗爭現象從 20 年代以啟蒙進步主義為主的新文學運動發軔時開始，歷經 20 年代社會主義思想彌漫、30 年代本土主義蓬勃、40 年代皇民運動厲行各時期，雖型態、強度有異，但本質與立場始終不易。直到族群、文化、權力激烈交匯的戰後初期，文學活動仍被當作社會介入、文化改造、認同建構的重要場域。50 年代台灣文學史上慘淡的「反共文藝」時代，便是國民政府意識到公共空間對國家機器鞏固的重要性之後，對民間文化力量進行壓抑與控制的結果。由上可以略見，「文學─認同政治─國族建構」是如何自戰前到戰後影響著文學者的藝術創作與社會實踐。

然而，儘管在台灣文學史上，文學活動、認同政治與國族建構三者夙有緊密的辨証關聯，它們於不同時期、地域、族裔、階級、性別、信仰的文學者身上展現的差異，更值得我們注意。換言之，認同政治、國族建構展現在形形色色的台灣文學創作中的實際型態究竟為何？以1930 年代旅日青年的文學活動為例，他們的認同想像已然跳脫了島嶼規模。在立足於本土主義的基礎，致力挖掘、動員母土社會中的文化抗爭能量的同時；他們也援引中、日、印、蘇等亞洲社會、甚至西方世界釋放出的各式可利用資源。也因此，他們文化抗爭的運作、認同政治的操作、國族建構的想像，也是豐厚而多層次的。然而這種種的多元可能，由於戰後台灣政治社會的多次激變、制壓與翻轉，卻日益被淺薄化、對立化、單向化了。

現象之一，便是迄今文學界對認同問題的討論，仍過度集中於「認同誰？」。也就是，過度執著於勘驗彼此的「認同對象」，且多指向「某一政治實體」或「某種國家想像」。反之，對於台灣人擁有諸種、多層次的認同 (或無認同) 取向的事實，未予同等注目。對於諸認同取向之間的生成、流變、拒斥、共生、重疊、反動等軌跡與實態，也缺乏考察的耐心。也因此現有文學研究中的認同討論，要不是淪於民族節操的審判，則有本土族群/本土主義政治正確的本質論之嫌。前者見於皇民文學評價造成的爭議之中，後者則反映於本土派評者對外省第二代作家的評價上。不同認同取向的文學創作者與評論者，自然有權站在各自的認同立場上進行觀察、發言與評斷，但是倘若對話的焦點能多尊重彼此的「認同脈絡」而非「認同選擇」，或許更能豐富文學、認同與國族建構的向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