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加州聖地牙哥台灣同鄉會
San Diego Taiwanese Cultural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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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 年 6 月

老伯!前面有水休息一下!
黃正源

我們喜歡回去台灣,我們對台灣有濃郁的親情,一個無法割捨的親情,這個親情把我們分隔太平洋兩岸的人民很緊密的融合起來,不管認識或不認識,只要踏上了台灣這塊土地,心裡的激情就會很自然地熱絡起來。

每次回去台灣,心情往往起伏不定,不是焦慮也不是興奮,而是對台灣情景的現況與未來一種無法形容的感觸,這麼多年了,每次都像飄駁外地的遊子返家一樣的期待與溫馨。

我們以往都是在暑假的時候回去台灣的,台灣的夏天悶熱難耐,即使我們在台灣長大的人都感覺悶熱難耐,何況是我們的兩個小孩,所以,文德和文加對台灣的印象,總是感覺悶熱難耐的,每次找他們一同回台灣,他們總是有些為難,二月與三月我們一起回台灣過,二月的時候回台灣過春節,這是二十多年來第一次在台灣過春節,三月的時候回台灣過春假,這也是我們第一次春天的時節在台灣,而且,第一次搭乘台北的捷運系統,使我們(尤其是文德與文加)對台灣的土地與人民更加感到驕傲。

我們三月底要回去台灣,我在網路上報名參加三月二十七日的「中山國道馬拉松」,由於是早晨六點半開始起跑,從台北基隆河六號水門集合出發,我必須前一天在台北過夜才行。

前一天(三月二十六日)是台灣百萬人反分裂法大遊行,我們在北二高的路上看到一輛接一輛從台灣中南部趕來參加遊行的遊覽車,聲勢耗大,陣容壯觀,讓文德文加嘖嘖稱奇,讚不絕口。遊行分十路向台北總統府方向集合,處處人潮,非常熱鬧,以後有機會再說。

三月二十七日一早我簡單地吃過稀飯早餐,五點多就由我妹夫載往六號水門集合,從水門口的交流道走上中山國道,天色還沒有完全亮,已經有近九千人擠上中山高速公路,我的妹夫第一次看到這個場面,對現場的氣氛也很新奇。

中山國道馬拉松是世界上唯一在高速公路上舉辦的馬拉松,從五股交流道起至汐止交流道的高速公路完全封閉,我參加的是四十二公里的全程馬拉松有一千人參加,半程馬拉松則有四千人參加,另外還有七點半起跑的一萬公尺及五千公尺的跑者,大概也有五千人。全程與半程的起跑時間一樣,我參夾在半程馬拉松的跑者中間,因為參賽的號碼牌顏色不同,一些年青力壯半程馬拉松的少年人,看到我的紅色號碼牌一臉佩服與不可思議,我們在一片喧嚷下慢慢地起跑。

我對台灣的情感是一步一步跪出來、一步一步走出來、一步一步跑出來的。

我生長在新竹非常非常偏僻的一個鄉村,整個鄉村坐落在狹長的斷層山坡地,一側是低矮的丘陵地,一側是平坦的農田,丘陵地是飛鳳山的延伸,適合柑橘水果生長,農田地在頭前溪畔,適合水稻的栽種,屬於新竹的穀倉,這個村莊生產椪柑與水稻,這裡的農會自然有輔導農民的青果合作社及儲存征收的農會米倉,一條狹長的道路就是鄉下做生意街民的主要住家,這是我們通往外地唯一的道路。

我小的時候從來沒有感覺家裡窮的,也從來不曾感覺命苦,一直就是在放牛班唸書的。我們家裡蓄養著兩頭水牛,小的時候放牛吃草或喝水是每天必做的功課,我七八歲的時候就跟著阿公每天放牛吃草,每天在鄉間小道或田梗上放牛,放牛不是只牽著繩子就可以的,有時候水牛會耍些小聰明,三不五時就會偷吃田梗邊的稻禾,稍不留意水牛的舌頭一捲一抽地就把一束稻禾吃下去了,這個時候要機會教育,立即地用力把繩子拉動,抽痛一下牛鼻子,幾次以後,水牛看到稻禾會瞄我一下,卻不敢再偷吃稻禾了。

有時候在鄉間的水溝放牛,水溝兩側的雜草就是水牛最好的飼料,我最喜歡的就是在水溝放牛了,我可以靠著水溝的高度,很容易地攀上牛背、跨在牛背上,兩三個鐘頭下來,兩旁的水溝就給水牛吃得乾乾淨淨的,好像整理過一樣,水溝的水也不會再堵塞,很流暢地流入田裡灌溉。

到了我小學五六年級,許多升學班的同學都去街坊補習班或老師的家裡補習,我則依然地在水溝放牛,每天我拿著幾本課本騎在牛背上看書,放牛是每天必做的,好像有錢人家養狗一樣,每天都要餵食放風,而我就這樣每天放牛,考上了鄉下的一所中學。

那時候的鄉下沒有柏油路,長在碎石路兩旁的雜草就是放牛的好材料,我每天上下學都是走路的,小學要二十分鐘,中學騎單車要三十分鐘,常常有機會看到許多雜草長茂盛的碎石路,放學後我就會牽牛去吃草餵養,如果是田梗太小,牛隻不如易走去,我就蹲下身子、用鐮刀一挫一挫的割草,然後拿回家去餵牛吃,牛也是很有情感的動物,一個小學生的身軀終究跟一頭水牛的龐大身軀是不成比例的,但是,我們家的水牛卻對我們這些小孩子不曾動粗,每次看到我拿著草糧或是走近他們,兩頭水牛就乖乖地低下頭讓我接近。

進入中學以後,仍然每天放牛,一樣地每天在鄉間田梗或水溝放牛,我開始每天藉著放牛的時候背書或背英文單字,一些小學有錢人家的同學選擇新竹市區的中學唸書,我每天的放牛時間就是他們在公車的通勤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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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馬拉松的高速公路上繼續地回想著,這個時候我已經跑過了士林及圓山大飯店的路段,遠遠地看到圓山及美麗鴻偉的大飯店,我稍稍慢慢地跑著,一方面取用些加油的飲水,一方面欣賞著圓山及士林的秀麗,那裡曾經是我和淑玲做過許多夢的地方,以前這裡附近的農田都已經變化成高樓大廈及錯綜複雜的交通網路,喝完了水,我繼續跑著,大概是太晚吃早餐,肚子反胃得很厲害,路旁沒有沿路加油的觀眾,也沒有替我們計時的計分版,太陽慢慢昇起,在高速公路跑起來,更感覺困難,也不曉得跑了多久,我只好靠回憶自己的童年來忘記疲勞。

水稻的播種從插秧到收割大約有一百零五天的工作天,插秧以前的整地要趕在雨季以前做完,需要五至七天的時間,這樣插完秧後需要大量的雨水,才能有天助的效果,稻穗成熟期間卻不能下雨,還需要趕在雨季前收完並曬乾,否則稻穀會發霉,三四個月的工作會泡湯,從前的農村是勞力密集的生產作業,家裡從來不嫌人多,小孩子有小孩子的工作,大人有大人的工作,我的妹妹他們也都要一起做農事的,我進入中學後,身體有小大人的外殼,要做的工作自然是比較粗重的農事。

鄉下的耕作都有一定的季節性,許多農家都要趕在同一時間整地、插秧、除草及收成的,所以,許多農家都用換工的方式互相支援,或者要花錢僱農工來幫忙,我唸中學以後,農忙季節或週末假日就跟著這些大人去換工或做僱工,一天的工資是台幣四十元,大人的工資是台幣六十元,我從小就會插秧、除草、割稻,鄉下的農事我沒有一樣沒有做過的。

我的手小,插秧的時候一次只能拿夠一列的秧苗,一列秧苗種五棵,每棵之間的間距約二十公分,一列五棵約一公尺寬,兩腳橫跨保持著六十公分寬,倒退著一棵一棵地播種,彎曲著身子一步一步退著插秧,由於每次插秧都是五至七個農民成排一起行進的,速度要一秩,稍微慢下來就會擔擱了整排的速度,有時候腰酸背痛太累,受不了、偷懶一下,這些叔叔伯伯會陶侃地笑說,「小孩子沒有腰骨怎麼會累?」紅紅的太陽高高掛著,一滴滴的汗水把衣服都濕透了,臉上的汗水難過得已經沒有感覺。

插秧割稻算是比較容易的了,我最怕的就是除草,除草有兩次,第一次在稻穗三十公分高,第二次在五十公分高,除草是跪在水田裡一棵一棵地,把週邊的雜草拔掉再深埋下去做肥料的,只有這樣一棵一棵地做才會乾淨徹底,一點也馬虎不得,透清早就要出門做工,趕早涼快些,冰溜溜地田水,沒有一些勇氣,或是對農作的熱愛,無論如何是跪不下去的,中午的時間,紅紅的太陽高高掛著,也不能收工休息,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因為中午的大太陽容易把拔出來的雜草曬乾做肥料,如果是第二次的除草,稻穗又尖又長,正好頂住跪著的身子及臉頰,那種滋味除了農民有誰能夠領會?

除草過後,農民有一段時間可以休息,這個時候鄉下的椪柑或香蕉開始採收,農會的青果合作社每天需要人工裝箱撿收,通常都是夜班至清晨五點的時間,這樣才可以趕得及運往果菜市場及外銷的市場,我在中學的時候也是青果合作社的童工,這些工作比起水稻的耕作要輕鬆許多。

因為換工的關係,我們新竹鄉下大半的農地和果園我都採過柑橘,除草跪過的,我都親聞過它的土香的。

在這些生活經驗中,我最大的收獲大概就是很早領悟到對人生的疼愛了。這個社會又是何其的不公平,因為那個時候的制度把農民的辛苦與單純,毫不客氣地榨取的一乾二淨,農民需要的肥料由農會獨佔配送高價發售,卻把農民的稻穀刻意過量而低價的征收,去供養一些整天準備反攻大陸的一群政客。

跑馬拉松靠體力、耐力,更重要的要靠毅力,這個毅力只能用天馬行空、胡思亂想的方式把自己催眠才行,我不斷地想著,不知不覺又經過了松山機場的路段,整個高速公路是順著松山機場的跑道平行的,可以看到升降起落的航空飛機,我當年出國留學就是從這個松山機場出國的。

台北馬拉松是人工計時的,每跑一個路段就有工作志工唱號及記錄下跑者的號碼,然後發給一個路過的鬆緊帶,大概是參加的人太多了,大會準備的供水很早就被取用完畢了,我跑完三十公里左右,太陽已經完全出來了,天空沒有半點遮陽的雲采,我的衣服濕透了,把胸口磨破了,滴下幾滴鮮血。

我感覺自己很幸運,再也不必大熱天跪地除草了,反而可以在這裡慢跑兜風。哪裡可以喊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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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懷念在田裡做農事或在田梗割草的日子,我對台灣這塊土地走過、跪過也跑過,我對大自然的觀察體會,讓我進入高中後給我很好的美術基礎。

當年的台灣教育補習風氣很盛,對我們這些農村子弟的讀書環境是非常不公平的,雖然,唸小學、初中、和高中都不曾踏進補習班一步,沒有在補習班學到過老師保留一手的考試資料,也沒有在補習班有機會討好老師,我的時間都是在與水牛共舞中度過的,還好我的頭腦不錯,青山綠水的培養下,我的成績一直都是名列前矛的,從來不比別人差太多。

初中畢業後,考上台中師院與新竹中學,我選擇了新竹中學,這是我人生的一個轉折點,因為當年的新竹中學是全台最著名的高中,第一所採取美國開放式的高中教學方式,除了圖書館採取開架式的借書自由取閱外,特別重視所謂的四育並重的教育方式,這種方式不只是說說而已,而且,嚴格認真地在進行,使學生對音樂、美術、工藝、體育等術科課程必須跟國文、英文、物理、化學、生物等學科課程一樣的重視。

這些課程上課時數雖然有些不同,一門課就是一門課,學生就要用全心全力去學習,一點也不能馬虎應付,術科課目不及格跟學科課目一樣比重,六十分以下不及格,照樣要補考,補考仍然不及格,一學年有兩門不及格課目,就要留級重讀,在這樣嚴厲的教育方式之下,我們一年有十五個班級,每班五十五個學生,能夠各科保持零補考記錄的學生,一個班級內至多不超過五六人,每年寒暑假的補考季,人人拼命苦讀,我運氣不壞,在我們家兩隻水牛的陪讀下,我不曾有補考的記錄。

我的音樂老師一個是蘇森墉,一個是徐頌仁,兩個都是大師級的音樂老師,對學生要求非常嚴格,好像在栽培音樂專長一樣,徐老師本來好像是台大物理系的,重考轉唸師大音樂系,畢業後在新竹中學教音樂,我們高中畢業那年,徐老師也離開去奧地利音樂學院主修鋼琴及指揮,我們上音樂課的時候,他常常表演許多著名的鋼琴獨奏給我們欣賞,我始終難忘徐老師演奏的表情,都是用他超強的記憶把樂曲沒有間斷地一氣呵成,完全到無我忘我的境界,而蘇老師是我們學生最怕的老師,上音樂課總是提心掉膽地,樂曲中的一段他隨時會叫學生站起來讀樂譜,音階高低或休止符都要在一個樂曲中正確的讀出來,當年我們唸書都會準備一些卡片,而我們的卡片不是英文單字或片語,而是樂曲的卡片,這樣可以隨時隨地拿出卡片背誦或認識樂譜。新竹中學當年的音樂在蘇老師的教導下,年年都是全台合唱比賽和交響樂隊比賽的冠軍的。

我的美術老師是李彥芳,他講話的嗓音有些沙啞,卻強厚有力,他對我們繣畫的評分從用紙、用色、格局、比例都要一項一項計算的,用的紙張不對要扣分,用的色彩不對也要扣分,還用量尺上下左右丈量我們的作品,主體擺放在畫紙上太高要扣分,太低也要扣分,偏左偏右都要扣分,這樣我們學習到如何繣畫的佈局,我在鄉間放牛,對自然的色彩很自然的有些領會,近的山是綠色的,遠的山是藍色的,以藍綠深淺的對比畫出來的風景畫才會有立體的感覺,在李老師的調教下,我的藝術鑑識能力至今受用不盡。

新竹中學的學校運動會我記不得是不是學校的規定,但是我都會選擇一項參加,我的百公尺十三秒二就是我個人的最佳成績,新竹中學還有一項規定就是游泳,每個學生至少要游完二十五公尺,體育課才能及格,學校沒有游泳池,我們的體育課必須到新竹市游泳池上課,我始終未曾學會游泳,當年年輕,肺活量大,我都是憋著鼻孔、閉著眼睛拼老命一口氣游完二十五公尺的。不過,後來我來美國留學以後,每個學期都選擇一項課外活動,游泳課就是我的一項選課,三十多歲以後終於有機會學會了游泳,而且,各種泳式都是科班出身、訓練出來的。

我的體育老師是當年的軟式網球老國手,他考試的時候在網球場小小的發球區用粉筆畫出九個區,按照發球的落點計分,越接近球網的區域分數越高,要把球掉落在這個區域靠技巧也要靠運氣,沒有兩把刷子,很不容易辦到,我第一次接觸網球就是在高中學會的,而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越野賽跑。

越野賽跑是新竹中學的傳統,新竹中學畢業的沒有人不知道這個傳統,這是辛志平校長的意志下保持下來的,所有的學生除非醫師證明必須要通過越野賽跑,體育課才算及格,這個越野賽跑延著學校後面的十八尖山的山路進行,高一跑三千公尺,高二跑四千公尺,高三跑五千公尺,我們常常每天早會完畢後,全校學生就要在學校操場繞場跑一至兩圈做暖身練跑。

越野賽跑的時候辛校長一定站在學校大門口送學校進出校門,一直等到最後一個學生跑完後才進去校長室,我跑了三年的越野賽跑,每次想到辛校長有些矮胖臃腫的身材,掛著眼鏡用濃厚的鄉音叫我們加油,我的內心總會非常的感動,這個越野賽跑要在三十分鐘內跑完,每個年級的前二十名都可以得到一面獎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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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的馬拉松是我個人的第四次馬拉松,第一次在台灣跑,想著想著,在中山高國道上又經過了松江路交流道、堤頂交流道、內湖交流道,遠遠地望去可以看到台北101大樓,交流道的下方就是從前的基隆河,經過截彎取直的整建以後,連接著松山機場的附近成為一些公園或高爾夫球場,可以看到許多運動打球的台北市民,我不曉得跑過了幾個供水站,繼續單調地在高速公路上跑著跑著,一路跑向汐止的交流道,這個緩緩上坡的路段,我把自己想像成在高速公路快速地飆車,好像要串入雲霄一樣。

這次的馬拉松在同一個路段來回跑,同一組的工作志工都會迎送往來的跑者,我記不得經過這些加水站幾次,突然有一個年青志工很貼心地給我加油:「老伯!前面有水,休息一下!」

第一次被陌生的年青人叫老伯,我不知道應該欣慰、還是感傷,我拿了水杯,未曾停下地,一飲而盡,繼續跑完我的最後行程。

我終於跑完了國道馬拉松,時間是四小時十三分,在五十至五十五歲組九十名參賽者的三十名內,所有一千多人中187名,我多麼希望再聽到辛校長沙啞的加油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