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鶴印象 -- 記舞鶴在聖地牙哥談台灣文學的困境
鄭德昌

第一次聽到舞鶴這個名字，是加大聖塔笆笆拉校區杜國清教授告訴我的，他說：「舞鶴的作品很特別，尤其是『餘生』這部小說，有機會應該讀讀。」因此去年年初返台探親時，我就在新竹清大的書店買到了舞鶴寫的兩本書，其中的一本當然是『餘生』。返回美國時，在飛機上讀了，讀後對於『餘生』這本書的印象很深刻，同時對於舞鶴這個名字也很好奇，跟淡水好像也連帶引起了關聯，覺得這個淡水舞鶴寫的小說方式，和其他作家很不同，全書只有一個句點，好像是一氣呵成的一個故事。後來我讀了高行健的小說『靈山』，發現其中有一章也是全章只有一個句點，即是整章只是一個句子；但比起『餘生』整部小說，『靈山』的這一章可說是小巫見大巫了。這是我還未見到舞鶴本人以前的大致印象。

今年年初，杜教授告訴我們舞鶴先生將來美國訪問，回台時會路過加州，我們就說定了，到時由聖地牙哥台美基金會邀請舞鶴先生到聖地牙哥演講和訪問。並且預定由正在翻譯『餘生』這部小說成為英文版的加大教授白瑞克﹝Michael Berry﹞陪同，一起來聖地牙哥訪問。經由白瑞克教授和出版舞鶴作品的麥田出版社協商，舞鶴先生同意，演講的題目定為「台灣文學的困境─作品的萎縮以及外譯的困難」。

因為白瑞克教授剛上任加大不久，課忙事繁，最後決定不能陪同舞鶴先生一起來聖地牙哥。四月十七日的中午，我到聖地牙哥北邊位於海邊一個小鎮的火車站，去接舞鶴先生。本來一向晴空無雲的天氣，不知為何，當時竟然刮起了強勁的海風，而且也開始下起雨來了。火車像往常一樣遲到了十幾分鐘，才緩緩地開進了露天的月台。舞鶴先生走下了火車車廂時，我幾乎一眼就認出了他。他的樣子和『餘生』一書裡印出的照片，幾乎是一模一樣的，毫無改變。但讓我驚奇而幾乎不敢認定是他本人的，是他身上只帶了一個小小的登山背包，大小和我平常在週末時登山健行所帶的背包一樣，看他把小背包背在身上的樣子，看來好像也不是很重的背包，很不像是一個出國旅行一個月的人所必須攜帶的所有行李。舞鶴先生是我一生中第一個看到的，只靠一個小背包，可以在美國的城市裡生活了一個月的人，不管他是否一個台灣作家。

舞鶴先生在聖地牙哥台美基金會的台灣中心的演講中，先介紹他個人的經歷，讓大部分並不熟悉台灣文學界人士的同鄉們，知道他的生平以及他所經驗過的創作生活，然後才進入主題談台灣文學的困境。舞鶴先生使用福佬話的台語演講，據他自己說，這是他第一次完全使用母語演講，在這次演講以前，每次的演講他都使用共同語言﹝即北京話﹞，因為在場的聽眾有些並不能完全了解他的母語。這次在聖地牙哥的演講，當然也不例外，加大聖地牙哥校區的葉維廉教授也參加了，對於語言的問題，葉教授表示福佬話的台語，對他來說不是問題，因此舞鶴先生就放心地使用當時大家可以了解的共同語言─他的母語，侃侃而談了。

舞鶴先生首先談到自己的心路歷程。他於 1951 年出生於台南，少年時就覺得自己很有文學才能，常常寫文章登載在學校的刊物上。大學時先就讀成大的工學院，唸了兩年後，覺得自己的興趣畢竟還是在文學方面，應該走向文學創作的路途，因此就轉到中文系。畢業後到了台北，唸師大研究所。但在這期間的文學﹝短篇小說和詩文之類﹞創作，並不能讓他滿意於自己的作品，因此離開研究所後就自己一個人住在淡水，開始大量閱讀各類書籍，尤其是歷史方面的著作，增加知識，並且嚐試各種寫作方式。這時的舞鶴先生，基本上是在台灣本土的問題上進行自我思索，同時尋求小說的創作題材，和嘗試各種可能的寫作方式。在這段自我思索期間，舞鶴先生感到自己對於台灣本土的認識相當不夠，尤其是對於有關山地和東海岸地區，以及當地居民﹝尤其是原住民﹞的認識和了解相當貧乏，因此他就經常到深山裡租房子和當地原住民生活在一起，藉此來了解原住民的居住山區景況和生活的情形，同時在這個期間，他也尋求小說創作的題材和內容。經過許多諸如此類的嚐試，其中不乏經歷過長期無法寫出作品的痛苦經驗，一直到許多年後的有一天，他來到霧社附近的川中島時，看到了一個只有半個人身高、極不醒眼的石碑，上面簡單地刻著幾個字：「餘生紀念碑」。他才突然領悟到，原來這是居住在川中島的原住民，紀念他們祖先經歷霧社事件後，留下來的一個紀念碑。簡單的幾個字，卻說明了他們這些原住民對於族人幾代僥倖生存下來的無奈：他們這些人的人生，充其量只不過是一個時代的餘生而已。看到了川中島的這個餘生紀念碑的舞鶴先生馬上頓悟，覺得自己一定可以以此為題材，寫出一部有意義的小說。經過兩年居住在川中島的生活經驗後，舞鶴先生果然寫出了讓自己還覺得滿意的一部小說。這部小說就是後來出版的『餘生』，以這個紀念碑上面所刻的文字為名。

對於台灣文學的困境，舞鶴先生認為有兩方面：一方面是創作的萎縮，另一方面是作品外譯的困難。關於文學創作的萎縮，舞鶴先生覺得目前的台灣文學界裡，好的文學作品正在大量地減少。主要的原因是，一些有才能的年輕作家沒有能夠維持創作的生活條件，即是單靠文學作品是不能在現實的社會上生存下去的。一個有才華的作家，在生命中最能吸收知識，勇於嘗試創作的期間，卻必須為了謀生而不能專心於文學的創作，因此在往後的人生階段中，不但削弱了發揮文學創作的能力，甚至於永遠地失去了產生不朽作品的機會，對於個人以及整個文學界，可以說是非常不幸和可惜的。為此，舞鶴先生呼籲有識之士重視這個問題，尋找模式，從而建立可行的管道，來長期支持有才氣的年輕作家，讓台灣在精神文化領域裡，能夠產生許多獨特而有意義的文學作品。

關於作品外譯的困難，舞鶴先生談到，一個地方的文學作品，如果要讓其他地方的人了解，就必須要靠翻譯成為外文版本。台灣一些作家的文學作品，嚴格地從文學創作的內涵和方式說來，並不亞於當代國際上有名作家的創作。但是台灣作家在國際上的文學舞台上卻是默默無聞的，主要的原因當然是作品沒有外譯，不能在國際上交流。因此台灣的文學作品如果要國際化，就必須要大量的翻譯成為外文版本。但是在這方面的進展，到目前為止實在相當有限，外譯台灣文學作品的數量實在不能讓人滿意，而且國際上的文學界似乎也不是很重視台灣的文學創作。這當然可能和台灣目前侷限的局勢有關，如果將來台灣能夠自在地立足於國際社會上，那麼台灣文學作品的外譯一定會顯著地增加，台灣的作家也才能夠在國際的文學舞台上佔有一席之地。

舞鶴先生的演講，以他自己的親身經歷，讓聖地牙哥的聽眾們認識到一個台灣作家在文學創作上的艱苦奮鬥。對於舞鶴先生所說台灣文學的困境，在文學創作方面，但願能夠引起一些有感情心意、有能力人士的關心，共同創造可行管道，來長期支持有才能的文學青年，讓他們能夠專心致力於文學的創作；同時當然也要大力地支持台灣文學作品的外譯，讓台灣文學在國際的文學舞台上，展現一番新面貌。這些支持和關心，在將來的台灣文學史上，也許都會是一頁頁美麗動人的樂章和故事吧！

我很幸運，能夠在這個獨特的機會裡，認識了舞鶴先生。
﹝2004.4.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