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 SARS 流行看日治時期台灣的公共衛生制度
陳清池

根據報導， SARS 在去年十一月發源於中國廣東省。該病除了蔓延中國其他各地外，更於今年二月傳佈到特別行政區的香港。其後，更經香港而波及包括台灣在內的二十五個以上的國家。

依國際衛生組織（WHO）四月二十三日的統計，全世界 SARS 病患者人數為 4288 人，死亡者 251 人，其中，中國病患 3763 人（包括香港 1458 人），死亡 211 人（包括香港 105 人）。就百分比言，中國病患佔全世界總數 88% ，死亡人數則佔 84% 。相對的，台灣 SARS 病患者為 37 人，且尚未有人死亡。因之，台灣雖然是中國的近鄰，但受害程度遠比越南及新加坡，甚至加拿大為輕，其故何在？

台灣之所以受 SARS 之害較輕，並非偶然。主要原因應該是：台灣有健全的公共衛生制度，豐富的醫療設備，以及高水準的醫學技術及知識。台灣的醫務及公共衛生設施，在日治時期（1895 - 1945）開始建立。具有超過百年演進歷史的台灣公共衛生制度，當然不是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可以比得上的。

以下提供，筆者今年二月二十三日在 San Diego ，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南加州分會聚會時的演講「日治時代台灣之公共衛生設施」經過適當整理，作為參考。

一八九五年日清戰爭，日本擊敗清國後，依馬關條約，取得台灣（包括澎湖）。當時，台灣瘧疾（malaria）及瘟疫（pest）等疾病猖獗，來台日本軍民大感威脅。同時，為爭取台灣人的順服，改善公共衛生，診治疾病，以及控制傳染病的流行，遂成為日本統治者當務之急。

一、醫療機關之設立與醫務人員之養成
在制度上，日本殖民官員，先設衛生事務所於總督府內。其後，幾經改制，而設衛生課，由警務局管轄。在地方，則於警務課下，設衛生系。此衛生系統的主要任務，在推行保健醫務、防疫、鴉片等有關事務。

另外，領台後的日本殖民官吏，馬上著手先設立總督府直轄的官立台北醫院（台大醫院之前身）。1898 年，台灣有十所官立醫院，一所公立醫院，及十六所私立醫院。其後，醫院逐年增加，到 1942 年台灣的醫院總數達 386 所（包括十四所官立及22所私立醫院）。同時，為訓練醫療人員，於1900年設醫學校（台大醫學院之前身）。就醫生人數而言，1898 年，台灣有 211 醫生（幾乎全為日人）。其後，醫生人數逐年增加，至 1940 年，醫生總人數達 2441 人（絕大多數為台人）。在日本殖民政權不平等待遇政策下，台灣人沒有當官的機會，優秀知識份子都向醫業界發展。百年來，台灣醫業人才，可說是一直維持極高的水準。

依 1896 年公佈的台灣公醫規則，受特別醫療教育的公醫，被分發到指定地服務。 1935 年，全台灣公醫人數為 391 人。公醫除從事一般診療，及公共衛生的醫事外，又負責傳染病預防、檢定、診斷、「番界」衛生和治療等工作。除了公醫外，有一般開業醫生，人數約為公醫的五倍。一般開業醫生，必須有政府的許可，才能開業，而且必須接受公醫（大部份為日人）的監督。

二、傳染病的預防與治療
防疫是醫務機關及人員的主要任務之一。台灣因位置在亞熱帶地區，人口密度又高，日本領台前，已有傳染病流行的問題。例如根據英國駐台領事人員的報告， 1888 年霍亂（cholera）流行台灣北部，死亡人數達 2000 人。「又依『申報』記載，台北大稻程地區，每日死亡數十人，舊曆七月二十七、二十八日兩天中，每日死亡 200 人之多。」

日本領台後，第二年（1896）五月，由來自廈門的帆船，將鼠疫（pest）傳入安平港及台南。同年九月，該病由淡水，傳入台北。又次年（1897），鼠疫流行鹿港，其後蔓延全島。根據官方統計數字，1897 至 1901 五年間，鼠疫病患者有 10,175 人，死亡者 7,922 人。其後五年（1902-06）年，鼠疫流行達到頂峰時，患者 13,343 人，死亡者 10,630 人。雖然醫務及有關人員，致力防範，久久無法杜絕鼠疫流行，原因在台灣與海峽對岸中國貿易，帶有病菌的華人商船，來到淡水、鹿港及安平三港口，再由三港口，鼠疫侵入北、中、南部台灣。

1917 年，終於成功根除鼠疫病源。台灣當時杜絕鼠疫的方法主要有二：一是防止病菌傳入台灣。除在各港口，設有檢疫及滅鼠裝置外，特別禁止自中國輸入如舊衣著、舊羽毛、舊紙、舊麻袋等容易隱藏病菌之物品。另一方法是，在台灣島內，獎勵捕獲，並收買鼠族，再對所獲老鼠，做細菌檢查。

鼠疫之外，台灣其他兩大傳染病為霍亂及天花（smallpox）。1902 至 1906 五年間，台灣霍亂病患者 747 人，死亡者 614 人。1919 年，霍亂流行最嚴重，是中國船客帶來病原，結果在台北、台南、澎湖等地流行，患者 3836 人，死者 2693 人。次年，從前感染而帶菌者，是流行的根源，霍亂再度流行，但限於台中以南的西部地區。其後 20 年間，因防遏得法，病患總人數不到 50 人，死亡者僅 22 人。

天花之為害，雖然不及鼠疫及霍亂之大，但是該病害持續較久。最嚴重是 1897 至 1901 五年間，患者 1758 人，死亡 95 人。 1917 至 1921 五年間，患者人數也達1314 人，死亡 330 人。其後，患者及死亡人數銳減，但是 1937 至 1941 五年間，仍有天花患者 76 人，死亡 15 人。

傳染病成功控制後，台灣的公共衛生工作進入另一階段 -- 預防。預防最有效的方法，除了斷絕疾病由島外傳入之外，就是種痘等預防注射。台灣居民自學齡兒童起，就接受各種預防注射。

除了對傳染病做了有效的控制與預防之外，台灣對亞熱帶地區常見的疾病，如瘧疾（Malaria）及登革熱（dengue fever）的防遏，也有很好的成績。因瘧疾而死亡者，1903 年有 13,544 人。1916 年死亡人數也超過 10,000 人。其後，因防遏奏效，死亡人數顯著減少。瘧疾及登革熱的主要防遏方法是，對媒介瘧疾的蚊子滋生的沼澤、排水溝等，進行整理和施放化學藥劑。配合消滅瘧蚊，醫務人員進行全島性抽血，檢查出帶原蟲，讓病患者服用奎寧進行治療。

三、飲水之供給及排水之處理
日本於領台後，開始計劃建設自來水工程，以提供居民清潔的飲水。為此，特別任英國人波爾頓（W. K. Burton）為衛生顧問，來台灣視察並設計自來水道。1900 年，在淡水完成台灣第一座自來水工程。緊接著，又在基隆及台北，分別完成水道。其後，平均每年完成二、三水道工程。到 1938 年，台灣已有 123 座水道。

至於廢水的排除，在波爾頓顧問的指導下，模仿英領新加坡的制度，從 1899 年起，開始建立下水道系統。各城市逐漸建有暗渠的本線，支線則是 U 字自行開渠式。到 1940 年，全台灣，甚至小市街也有下水道系統。大體說來，下水道系統之完成，對台灣的環境衛生有很大的助益。

四、其他設施
為提昇環境衛生，及提高居民的健康，日本政權公佈家屋建築規則，強調住宅之改善，官吏驅使警察人員及保甲長，鼓勵甚至強迫居民開廁所、設窗戶、開天窗、清水溝等。同時，命令居民每半年定期舉行一次住宅及庭園大清掃。另外，殖民政府又通過規則，對屠場、墓地、火葬場、療養所、浴場及飲食物類加以取締。

五、成績
醫務及公共衛生改善明顯後易見的主要效果有二：一是學童的身高及胸寬增加。二是台灣居民的死亡率有顯著的降低。 1906 年，每千人中 34.0 人死亡， 1925 年降低到每千人中僅24.1 人死亡。台灣 1925 年的死亡率與日本本土（1906 年至 1916 年的平均每千人中 21.9 人死亡）的死亡率相比，相差僅二、三人而已。

六、結論
總之，台灣現代化的公共衛生設施可以說是日治時期難得的一正面的遺產。建立在此堅固的基礎上，台灣今天才有高水準的醫務及公共衛生制度。

目前 SARS 流行， WHO 指定中國之北京、香港、廣東省及山西省，越南的河內、新加坡、以及加拿大的多倫多為 SARS 的主要災區，並警告旅客除非必要，避免進入此等災區，以免感染。相對的，台灣雖距離中國僅 100 英哩，所以能免受更大的 SARS 災害，實在是因台灣的醫務及公共衛生設施，已達到美國制度的高水準。

當然，台灣人對政府，不但不可自滿，而且更要提高警覺，絕對不可對 SARS 急速擴展中的中國大開門戶。香港今天受 SARS 為害如此之大，難道不是因香港對中國來說是「四通八達」？再者，中國歷來瘟疫猖獗，（詳見 William H McNeil 所著『瘟疫與人類』【Plagues and People】, 1976, 尤其是其中《Appendix: Epidemics in China》, pp 297-306）不但台灣近代史上的瘟疫往往來自中國東南諸省，就是過去幾年，香港前後兩次大雞瘟與 SARS 一樣，導源於中國。

（編者按：陳清池博士是南伊利諾大學歷史學名譽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