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出埃及記
唐望

我父親的祖先，千百年來世居湖南省邵陽縣，住在距離縣城可當天步行來回的一個小村莊，當地沒有電、沒有自來水、沒有時鐘、沒有電話、沒有郵局、沒有大眾交通工具，連腳踏車都沒有，居民大都不識字。和荷蘭治台時期的西拉雅族比起來，食衣住行除了有衣服可穿、有鐵器可用之外，差異不大。

我的祖父在當地務農，有些祖傳的土地，但是僅夠溫飽而已。他是位大家敬重的人士，瞭解知識的重要，願意賣地送父親到縣城去上學堂，父親畢業後和母親結婚，母親曾說她的娘家在邵陽縣城經商，比較富裕，嫁給父親是唐家高攀，但是她還是扮演好媳婦的角色，一切都聽公公婆婆的。結婚不久後生過一個男嬰，但是不知何故早夭，這也成為我們家談話的禁忌，現在我所認知的長兄是在1942年父親24歲時出生的，因此我的乳名叫「老二」。

父親先到國立湖南藍田師範學院教育系念書，1945年夏天畢業後，在十一月十九日抵達台灣，奉民政處之令，擔任嘉義市政府民政科長，不久之後，承蒙省參議員劉傳來先生的推薦，調到省立嘉義工業職業學校擔任校長，並在1946年3月就任，一直單獨住在嘉義市公民路23號的公家宿舍。

和父親同時畢業的同學，全都分發到新疆，只有他一個人到台灣。現在回想起來，當時蔣介石躲在四川，國民政府所能控制的地區，只剩下大西北地區和剛剛才奉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將軍之命，接收下來的台灣。

台灣人經過五十年的日本統治，民智大開，雖然和日本人比起來，仍是次等公民，但是和中國人比起來，確是天之驕子。目前唯一的一張父親當時獨居的照片，就是他在嘉義市參議會兼任參議員時，和其他參議員的合照，他穿著一身卡奇布像土八路的衣裝，和其他所有西裝筆挺的參議員比起來，真有天壤之別。更另人鼻酸的是，這張照片中的副議長潘木枝，和三位參議員：陳澄波、盧炳欽和柯麟，二二八慘案之後，在嘉義市中央噴水廣場被公開槍決。

這段二戰後父親在台灣獨居期間，在大陸的國民政府要立刻面對解放軍的爭權奪利。首先，國共雙方因搶占東北受降區而發生軍事衝突，1948年11月引發遼瀋會戰，共產黨大獲全勝，使得解放軍控制了東北全境。之後淮海戰役和平津戰役，國軍均不堪一擊，精銳兵團幾乎全軍覆沒，總兵力損失150萬人以上，長江以北地區幾乎都由解放軍所控制。

1949年春天人民解放軍第二、三野戰軍和中原、華東軍區部隊共約100萬人，在江蘇省靖江至安徽省望江段準備發動渡江作戰。國軍則固守長江南岸多個重要據點，其中則以江陰要塞的防禦系統為重中之重。

江陰要塞位在長江江陰段，江面只有1.5公里，是長江下游最窄處，是歷史兵家必爭之地，素有「江上雄關」之稱，國軍將之視為防衛首都南京的最後防線。然而1949年4月21日，國軍駐守在江陰要塞的7,000官兵突然向人民解放軍投降，使得其第三野戰軍不費吹灰之力，控制江陰炮台，封鎖長江江面，在隨後的渡江作戰，到處引火、遍地開花，有如吳三桂「引清兵入關」的翻版。隨後人民解放軍在4月21日就渡江，23日佔領首都南京，中華民國政府遷都廣州，實質上名存實亡。

這時在台灣的父親，每天都從台灣發行的新生報知道國共戰爭的最新消息，念念不忘的是仍住在湖南鄕間的家人，但是卻因身有公職，無法請假回鄉把他們接出來。他也堅信萬一共產黨佔領湖南省之後，所有家人一定凶多吉少。

那年春天，父親認識一位才廿出頭的年輕人叫鄧植品，也是來自湖南省邵陽縣，對於老家大略的周邊環境，知之甚詳，雖然教育水平不高，至少識字，曾經走過大江南北，是個老實人。於是父親心生一計，想委託他回到老家去把家人帶出來。他同意後，父親把他在台灣的積蓄大部份提領出來，交給鄧先生，並且寫了一封親筆信，指示母親把所有值錢的土地和房產，全部賣掉，然後跟隨著鄧先生趕快來台灣和他團聚。

鄧植品先生果然不負父親的期望，在1949年春夏交接之際，回到了湖南老家，見到母親，交給她父親的親筆信，雖然母親看不懂，但是對於父親的字跡，她是非常熟悉的，於是就按照父親的指示，處理掉所有家產。當時祖父已經去世，只有祖母、母親、叔叔和一個男孩仍在，然而當時叔叔還要一年後才能從中學畢業，不願一同來台灣，這件事成為父親一輩子的遺憾，最後只有三位不識字的祖母、母親和男孩跟隨著鄧先生離開老家。所有的家産賣掉後，一共換到二十幾個「袁大頭」（銀元），這是他們離開時所有的錢財，母親把它們用白布包起來縫成一串，綁在腰際，帶到台灣來。這條手工縫製的白布串，一直到後來母親93歲去世時，都未曾解開過。

他們三人隨著鄧先生一起，首先要走到縣城，這段路他們都走過多次，不陌生。31歲母親的服裝應該是典型鄉下村姑的打扮，穿著布鞋，手挽著布包，帶著一個七歲大不懂事的男孩，還要陪著照顧58歲裹小腳的婆婆，準備離開一輩子居住的地方，走向未知的世界，心情複雜的程度可想而知。

邵陽縣城，是他們那時到過最遠的地方，之後我猜他們先坐公共汽車到衡陽，再從衡陽搭火車，沿著粵漢鐵路抵達廣州。從邵陽縣城到廣州的過程，推測母親是在「文化衝擊（cultural shock)」的轉換期，所見所聞都彷彿在夢中。

由於鄧先生已經是廣州的常客，相信他們一行四人在廣州都有妥善的安排。當年要從廣州到台灣，有如五十年代時期，留學生到美國都是搭乘招商局的貨輪，雖然非常便宜，但是要花很長的時間才能扺達目的地。據我所知他們在廣州一共等了二十多天的船，這段期間沒有聽過母親有太多的抱怨，想必是如諺語所説：沒有消息就是好消息（No news is good news）。

反而是上船之後，在船上待了三天三夜的旅程，成為母親一生的夢魘。在船上沒有床可睡，沒有固定的椅子可坐，吃的東西非常貴，最恐佈的可能是到處都是因暈船而嘔吐的穢物，母親還要照顧一老一小，這個環境有如人間煉獄。

最後1949年夏天抵達高雄港，父親已經在岸邊等待多時，母親身上的重擔終於可以放了下來，再一同搭火車回到嘉義市公民路23號 - 父親的公家宿舍。父母親多年異地相隔，久別重逢九個月之後，在助產士周梅女士的細心呵護下，在家中有一個小生命誕生，是母親八年後的第二個新生命，那個人就是我。

後記：鄧植品先生是我們家的恩人，父親也要長兄尊稱他為義父，是我們的摩西，他帶領著家人離開家鄉的故事，有如聖經的出埃及記，因此本文以其為名。後來父親對他照顧有加，不但以長輩身分協助他找到結婚對象，也幫他找到得以安居樂業的工作，生有一子二女，最後在高雄安享天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