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為什麼「告洋狀」？
郭勝華

母親於1975年六月中旬經阿拉斯加來到芝加哥，兩個因二二八失去依靠的母女，不知那來的勇氣，離開台灣，來到美國定居。約十年多，母親在幫忙我把老么送去學校讀一年級後(1985)，在離我一個鐘頭車程的芝加哥市內，找到已住有十一、二戶台灣鄉親，日本人經營的「平和」老人公寓，她曾對我說過，日本人有這麼一句話：「女人三界無家」； 出生的父家，結婚後的夫家，夫死後的子女之家，都不是自己得家。台灣，我們也無家可歸了。

這十年多，有一件事一直掛在我心上 －「為什麼父親死亡，沒有死亡證書」？常態說來，醫生是在人死亡時簽發死亡證書的人，也是判斷死因的人。父親既是宜蘭省立醫院院長，為什麼他的死沒有死亡證書？

我成長在鄉下，有賴母親娘家的幫助。「二二八」對我來說很陌生，很少人知道是什麼，也許更是禁忌。可是在美國就不一樣了，每年二二八將屆的二月，直到三月的第一星期，中文報紙（中報、公論報）的社論與佔滿一、二全版面的篇幅，充滿了報導發生在1947年的二二八相關報導，讓我不由得遍讀這些台灣還是禁忌的資訊。我因而暗自發誓，有朝一日，一定寫信向蔣家要求父親的死亡證書，我要知道那殺死父親的子彈從那裡來？是誰發下的命令？我還是等了十幾年，老蔣還在時，我不敢動。

我從美國報論得知，台灣在1947年菁英被鏟除後，經過了40年的斷層後，年輕的新一代已經成長了，他們預測台灣人不再沉默了，將會有所動作，不再容許國民黨威權獨裁繼續下去了。於是，我選擇在1986年寫信向蔣經國要求先父的死亡證書。

我把信寄出後才告知母親。我萬萬想不到，經過了40年，已是美國公民的母親，竟然歇斯底里的驚恐萬分，更擔心連累在台親人，把我大罵了好幾天，我也真真實實的自心底產生恐懼不安的感覺。

隔了不久，也不知那來的提示（靈感？老天？），我給雷根總統寫了一封信，作夢也沒想到，他回信了。（請參閱附件）

～ 待續 ～

【註：Heiwa Terrace是美國政府以低利息貸款給二次世界大戰中被關進集中營的美國生的日裔退休年齡後居住的公寓。這些人因被關入集中營，有很多人因而失學。後來美國政府正式道歉並賠償。當時，約200戶的公寓住有百分之八十的日本人，四十多戶的韓國人，台灣人約十一、二戶，他們在公寓內以日文及英文為主要語言。】

【Addendum: 母親向我提出住進平和公寓(Heiwa Terrace)的打算時，我有一種失敗的挫折感，我不認為那是應該發生的。我本以為我努力讀書，做了一個醫生，努力工作，不就是她對我的期望嗎? 母親在Heiwa Terrace 住了二十幾年，她找到了她自己的空間，回到她生命最前段的文化歸屬，也在教會與志工的愛護下，她有了比我更豐富的社群活動，療癒了她生命第二段的創傷，她真正的走了她自己喜歡走的人生，「回首，也無風雨，也無晴。」的最滿足的人生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