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武青 血裡有興學基因
李奐茹 (轉載自今周刊)

二○一八年杜武青獲聘為玉山學者，那年他正好碰上了人生的「三十、四十、五十」。「這是我在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任教三十年，距離拿到博士學位四十年、進入大學念物理五十年。」在異地生活半世紀，他想著差不多是個里程碑了，因此辦了退休，收拾行囊回到故鄉。

一年二百五十萬元的玉山學者薪資，杜武青一口氣捐出五分之四，和任教的中興大學共同成立「工程技術與農業生技創新中心」，鼓勵創新研發。「這薪資本來就不在我人生的規畫裡，是多出來的。」因此他毅然捐出其中二百萬，再由中興大學出資八百萬，用這一千萬元的基金育苗，讓更多學者有資源進行研究。

家學淵源 祖父是台灣首位醫學博士

這「興學」的模樣，頗似他的祖父杜聰明。

小時候杜武青家裡三代同堂，和台灣第一位醫學博士杜聰明同住在台灣大學醫學院院長宿舍。他從小便聽過杜聰明年輕時和幾個夥伴，企圖把霍亂細菌摻入中華民國大總統袁世凱的飲水中，讓這位打算恢復帝制的皇帝「駕崩」的傳奇。

談起祖父，杜武青笑說：「祖父天天練毛筆字，還會作漢詩，特地找老師來家裡教他。」只是雖然和祖父同住一屋簷下，但這些全沒薰陶到幾個孫子身上，「我們都學不來。」

一九五四年杜聰明南下高雄創辦台灣第一所私立醫學院——高雄醫學院，今高雄醫學大學，三代人從台大宿舍搬進高雄前金區的高醫院長宿舍。問他有個名人祖父，在學校是否特別得老師青眼？「我們三兄弟成績都很好，老師若對我們有特別待遇，那也是因為這點啦。」杜武青笑著回憶，以前小時候考第一名，祖父都會給一百元獎金，「一百塊很多，哪知道怎麼花，都存起來了。」

當時杜武青的父親也在高醫藥理學系任教，但隨著彼時高醫董事長陳啟川和院長杜聰明之間發生財務爭端，杜聰明離開高醫搬回台北；杜武青則隨著父親舉家移民海外，先到美國，再轉往加拿大。

「這都是機緣。」杜武青說，若留在台灣，兄弟三人或許也會學醫，但到了美國，「當時英文不好，生物名詞單字又長又難記，所以念得特別差。反而是數學，一看就懂，而且台灣的數學程度比美國好嘛。」後來杜武青兩個弟弟大學都專攻數學，他則進了物理系。

離鄉半世紀 始終心繫台灣

海外求學，進入學術界工作，一晃悠就是三十年，「我想祖父影響我們最深的，應該就是對學問的態度吧，所以我們都選了學者這條路。」

雖然離開了台灣，卻沒斷了與台灣的關聯。杜武青說，海外台灣人相當關心台灣狀況，「○六年一群海外台灣人捐錢給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讓學校舉辦台灣相關活動。」校園裡開始有了台灣電影節，「我們也找過（音樂製作人）馬修．連恩（Matthew Carl Lien）來表演，還資助高雄六龜的兒童合唱團來。」

一六年杜武青接手「杜聰明博士獎學基金會」董事長一職，開始多了往返台美的機會，「但因為還有教職，每次回台只能停三、四天。」杜武青說，美國的大學教授並無退休年齡限制，但去年是他待在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第三十年，人生已可翻過另一頁，因此辦了退休。

巧的是，同一年中興大學校長薛富盛找上門，推薦他為玉山學者，「其實過去幾年也有其他台灣的學校找我，只是我父母都在聖地牙哥，需要人照顧，也就沒答應。」正好也是去年，父親搬進了護理之家，杜武青便放心接下台灣的教職。

接下玉山學者一職後，杜武青想著怎麼凸顯中興大學的特色，他捐出薪水和中興大學合資成立「工程技術與農業生技創新中心」。在杜武青的構想裡，創新中心有二個目的：首先是為學校找到自身的特殊性，「我們玉山學者的功能是要提升學校的研究能量，我想中興大學今年正是農學院一百周年，農業相關領域有一定成績，如果能和工學院結合，便能讓中興大學的工學院和別家做出區隔性。」

自掏腰包 點燃跨學科合作火花

因此創新中心強調「跨界」，今年舉辦了各系媒合會，讓不同領域的老師有機會激盪出火花。「媒合會上各系的老師來簡報他們的研究，有個做癌細胞檢測的老師，和農學院的談一談後，發現他的研究可用在預測雞蛋胚胎性別。」

由於雄性小雞不具經濟價值，孵出後只得撲殺。全球每年撲殺四十到六十億隻，成為畜牧業不可承受的人道包袱。德國科學家研發透過雷射在蛋殼燒出小洞，擠出蛋液檢測性別，避免待孵出小雞後再撲殺。「我們這個老師的檢測方式，甚至連鑽洞都不需要呢。」杜武青笑著說。

中心的第二個目的則是為學者承擔初期研究風險。「你知道那個GoPro嗎？它的創辦人Nicholas Woodman就是我們聖地牙哥分校的學生。」Nicholas Woodman學的是視覺藝術，因為喜歡衝浪而有了極限運動攝影機GoPro的構想，並找到其他領域的合作夥伴一起完成。杜武青說，聖地牙哥分校鼓勵學生創業，還有專門課程教學生怎麼「簡報」來吸引投資人，這樣的風氣，讓學生敢於放膽去實踐天馬行空的想法。

但在台灣，鼓勵青年創業的氛圍還不濃烈，而創新研發初期風險相對高，若能有新創中心協助提供資金來承擔風險，又提供平台，鼓勵平時埋首在各自領域的學者跨界合作，能讓學者較無後顧之憂。「你看我們如果一年資助十個計畫，一年後有六個成功，那也是很不錯的成績啊。」

杜武青說，今年創新中心經過甄選，最終選出八個計畫，各別贊助一百到一百五十萬元不等的資金，「年底他們若有些初步成果，便可以去申請國科會或其他計畫補助。」

旅外半生回到台灣，投入與過往全然不同的學術環境，杜武青笑稱，除了氣候，其他沒什麼不慣之處。問他是否感到台灣高教薪資偏低，他解釋：「若在美國，博士生的學費和生活費得要由系上或老師支出。老師薪水高但也開銷大，做研究不敢請太多博士生，但在台灣沒這煩惱，反而是進行研究的優勢之 一。」

「只是我發現，現在大學裡的博士生好少。」他觀察，理工領域碩士生和博士生就業後起薪雖有差距，但隨著年資增長，薪資級距會逐漸拉平。因此取得碩士學歷後便進入職場，效益相對高。

不論國內外，同樣都面臨博士生人數下降的問題，「只是像聖地牙哥分校因為是知名學校，還是會有很多人從海外到此讀博班。」可台灣的學校還未能吸引海外人才就讀，若博士生少、研究能量不足，長期恐會是個隱憂。如何用過去三十年的學術行政經驗，拉抬台灣的高等教育研究能量，正是半世紀後返台的杜武青接下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