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黨、愛國、及民族主義
李瑞木

醒醒吧！高唱忠黨、愛國、及民族主義的女士先生們！

古今中外很多政黨及政治人物，都喜歡操弄文字遊戲，要人民相信：領導人(皇帝、總統、主席) = 政黨 (皇室) = 政權 (朝代) = 國家 = 民族。

三國時代諸葛亮留下兩篇有名的《出師表》，一句「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話，激勵了多少後代精英！有些政黨及政治人物為了淹蓋他們虛假、邪惡、及爭鬥的本質，常將忠君、愛黨、愛國、愛民族列為社會最高道德標準。但從更高層次的法理觀之，這個常人社會的理，其實「不一定」是對的。

諸葛亮在失去荊州並折損了關羽一名大將後，為了生存自保退入蜀國；先放一把火把進出蜀道的棧道燒了，再象徵性地派少數幾個工人用「明修棧道」的慢動作，暗示放棄逐鹿中原的企圖，做戰略性撤退，以保存復國的命本，才有日後「暗渡陳倉」的本錢。後來因年老體衰等不及了，不顧天時地利人和的條件，強行六出祁山，而導致身亡國滅的命運。如果我們仔細審查諸葛亮效忠的君王(現代叫總統、總理、或主席)，不但是個不能「親賢臣、遠小人」的扶不起阿斗，而且還是個亡國投降後「樂不思蜀」的昏君，就不難明白諸葛亮的忠是愚忠了。「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巾」的故事，固然感人；諸葛亮要為昏君躬鞠盡瘁死而後已，也是他自己的選擇。但一將成功萬骨枯，多少官兵陪他葬身戰場、為他妻離子散；城春草木深，多少百姓為他流離失所、曝屍荒野，生靈塗炭的犧牲值得嗎？這種愚忠的理對嗎？值得提倡推廣嗎？

文天祥及史可法都是宋明兩代未朝皇帝的重臣，效忠的皇室也都是「天數該盡」的朝代。他們要效忠先王或追隨先帝於地下，儘可退隱山林或用武士道的精神切腹自殺；實在不必在圍城之下，明知不可而為之，戰到最後一兵一卒，讓城裡無辜的官兵百姓和他共亡。西方的爭戰原理，比較重視人性，在「大勢已去、明知不可」的不得已情況下，為了避免無濟於事的不必要犧牲，都允許指揮官率隊投降。

因此，從政黨的層次看，忠君或忠於領導人的理有時是錯的；從政權的層次看，忠於政黨的理有時也是錯的；從國家的層次看，忠於政權的理有可能也是不對的。可見，忠於領導人、政黨、或政權，絕非社會的最高道德標準。那麼，忠於國家、忠於民族是否就是社會的最高道德標準呢？答案也是否定的。從高層次的理視之，愛國家、愛民族的理，如果違反道德的原則，也是大錯特錯的。

中國春秋戰國時代，中原地區開始產生了很多小國家，經過長期爭戰後剩下七國，最後秦始皇兼併六國一統天下，中原只剩下秦國。在戰國時代忠於燕、晉、魏、趙、或楚國的理，到秦國時代就全錯了！後來中國歷經漢、三國、晉、隨、唐、宋、元、明、清、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等，面對暴秦為何不能助漢？面對清國昏君為何不能匡助孫中山？可見常人社會愛國這個理，還得看是愛那一國的國或那一種國！

有人會說：如果愛國不算，那愛民族應該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最高道德標準吧，其實不然。從更高層次的理視之，愛民族的理，有時也會大錯特錯。因為民族這個概念隨時隨地在改變中，漢族的國曾亡於胡人、蒙古人、及滿洲人，後來經通婚同化後成為新的民族。同理，臺灣人也由多種不同的原住民、客家人、福佬人、及中國各省多種新住民混合而成，美國人也是由世界多種民族混合而成，在多數人都能接受的新認同出現前，講民族主義只會治絲愈棼，徒增困擾！

從舊約摩西五經鑑古知今，也可以瞭解民族主義的問題。摩西及約書亞率領猶太人到巴勒斯坦人居住了幾百年的迦南地，在建國過程中，以趕盡殺絕的方式對付仇敵及異教徒(申命記20)；後來仇敵也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用同樣手段，報復吞滅以色列(耶利米哀歌2)，往返屠殺造成世仇。後來的回教徒一手拿寶劍一手拿可蘭經，屠殺基督及佛教徒，基督教十字軍東征，二次世界大戰後列強助以色列復國，中東衝突，九一一事件，伊拉克戰爭，及反恐戰爭等，直接間接都與猶太人及巴勒斯坦人之間的新仇舊恨有關。再看看歷史上各種民族之間的戰爭，輸的贏的都有很多人死在刀下，贏的是真贏嗎？往返屠殺、後代要付出什麼代價？真是冤冤相報何時了，世人能否領悟冤宜解不宜結的道理？

簡言之，沒有道德基礎的民族主義，永遠不可能成為人類的最高道德標準。再說，如果世間真有輪迥，則今世生為甲國或民族的人(如以色列、印度、或中國人)，來世可能轉生為敵對乙國或民族的人(如巴勒斯坦、巴基斯坦、或臺灣人)，兩個敵對的愛國及民族主義，如果違反道德的原則，則兩軍互相對抗殘殺，豈不等於今世的我打殺來世的我！也可能是今世的後輩打殺往世的父爺前輩！可見，不顧公平、公正、公義原則的愛國及民族主義，從更高的層次視之，實在幼稚可笑之至！真是往「世」知多少？冤冤相報何時了。醒醒吧！高唱忠黨、愛國、及民族主義的女士先生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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