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 Diego Taiwanese Cultural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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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官與我
范少達
對在台灣時很用功讀書求學問的同鄉來說，讓他們印象深刻的大概是幾位名師、良師或恩師。對我這位從 teenager 起就和學業漸行漸遠的壞學生說來，和良師們只是「擦肩而過」，和我撞得滿懷的則是管操行的幾位教官了！
國民黨白色恐怖時代，在我們成長的每一階段，對我們的思想和行為都設立了周詳的控制機構。此種制度下，可嘆可泣的事跡不勝枚舉，范「不才」也有幾樁可在此分享。
小學生比較容易控制，除了老師管之外，可以利用小孩幼稚和愛虛榮的心理，自己來管。我想我們這一代，當時比較會讀書的都當過「糾察隊」隊員。范「少年發達」，小時了了，還當了隊長，自鳴得意，為虎作猖。我們也從小被灌輸了大阿哥 (Big Brother) 隨時都在監視，要注意言行的觀念。
初中生漸成熟，不可能再讓小孩自己管，則由訓育組來管，也建立一套處罰的系統：缺點、警告、小過、大過。就像在 County Fair 遊樂場玩遊戲的獎品，三個小的(缺點)換個中的(警告)，三個中的(警告)換個大的(小過)，三個大的(小過)換個特大的(大過)，以此類推到積滿三個大過，登峰造極，開除出門。
我屏中的訓育組長大概是軍人出身，肌健背挺，聲宏喉亮，朝會時，在台上講話從不用擴音機，我們私底下都叫他「雷公」(難怪我已忘其姓名)。聽說有一個糊塗學生不明就裡，不知死活，經過他面前時，恭敬的說：「雷老師好！」 一個巴掌打得他莫名其妙。雷公辦公室，就混在我們初中教室之間，他不時的站在門外，眼觀四方，耳聽八方；目光如炬，令我們望而生畏，把我們這群小毛頭罩得大氣都不敢吐。
初二時 一個黃曆「大凶」之日，我和雷公「狹路相逢」，慘遭雷擊。當時我們教室旁邊有個大花園，裡頭種植很多花木(我們也常進去掃地)。其中有幾棵不矮的灌木會開滿樹芳香怡人的白色小花，引誘我們在課間休息時進花園摘一朵，放在鼻下聞呀聞。那天，我照例手執一花，走出花園時，驚聞「雷聲」大作：「你過來！」，范「採花賊」往雷響處一望，雷公怒目直射，嚇得我汗毛全體肅立，心臟如野馬般狂跳，差點屁滾尿流。雷公怒斥：「我早上才宣佈不准摘花，你真大膽！」 很不幸的，當天我是值日生，需抬全班同學的便當到蒸飯房，不用參加朝會升旗典禮，沒聽到宣佈；也難怪剛才只有我一人在花園。雷公對我的辯解卻充耳不聞，無動於衷，毫無商量的餘地，把我的姓名和學號抄下，冷冷的說：「記你一個警告。」
我從小學到初二，一向品學兼優，這回被冤枉的記警告，像白紙上沾個污漬，奇恥大辱，難以忍受。晚飯時，父母見我心事重重，食不知味的樣子，問出由來。他們認為非子之過，且事小不用掛心，但是見我一副看不開放不下很沮喪的樣子，也於心不忍。當時，我有位表姊夫在潮州一所小學教書，小學校長的女婿是當時屏中的訓導主任。這位王主任，時時蹙眉睨眼，一副看誰都不順眼的德行，換來一個「懊舺艋 Ou Ga Bahng」的不雅外號(舺艋是一種小魚，懊舺艋是腐臭的小魚)。他每天和我們一同在車站等車上學，同學們敬鬼神而遠之；我「打死」都料不到他居然成為我的小恩人。
王主任聽完我表姐夫的陳情後，雖覺得我情有可原，但要一筆勾消，恐怕對雷公失敬(顯然我家世不夠顯赫)，想到一個「將功抵過」的折中之計。有天下課後，我拿了一把鐮刀，把教室旁圍牆下一大排雜草清除乾淨，換來一個「嘉獎」。「嘉獎」剛好和「警告」相抵，得以還我清白，割得無怨無悔。回想起來，當時真是單純得可憐。
我高中在台北唸師大附中，對台北這十里洋場，花花世界，相見恨晚。范「阿里不達」天生異資，玩樂之技，一點即通。高中前兩年，雖不用功讀書，至少還不會翹課。高三那一年，重新分班後，變本加厲，開始翹課去看電影或去撞球，過著「眾生皆苦我獨樂」的日子。當時永和市沿著新店溪畔的「新生地」有幾間退伍榮民開的撞球房，我們是常客。附中不太點名，就是被記缺席，教三民主義的程姓導師「體諒」范生「體弱多病」需常請假在家療養，也不找麻煩。還好我膽子不夠大，骨子也沒那麼壞，沒去參加不良幫派作奸犯科。雖然我小過不斷，被記了幾個警告，但是我大禍不犯，所以那位不茍言笑，板著一個臉的閻姓總教官(綽號當然是閻羅王)對我沒甚麼特別印象。
有一個「黃道吉日」，我和閻總教官「喜相逢」。那天晚上七時許，我走到信義路去等公車時，看到路邊有兩個牽著腳踏車的人在爭執。有個二十歲左右的年青人 情緒激昂的大罵那位中年人：「你瞎了啊！騎車亂衝，把我撞倒，又撞壞我的車子…」中年人大概較理虧，不大出聲，只有挨罵的份。透過路燈我一瞧，嘿！這中年人不就是閻總教官嗎。我不經思考，立即發揮團隊精神，挺身而出 ，對他說一聲：「總教官好！我能幫忙嗎？」閻教官很驚訝的轉頭看看我；叫人佩服的，他也很快的就能擺出為人師表的尊嚴，對我說：「我有急事不能留，你可以陪這位先生去修車嗎？」那位年青人沒料到他破口大罵的對象是中學的總教官，頓時也有點不知所措，看一看並沒大礙的腳踏車，悻悻然的說：「算了！算了！你以後應該小心一點。」騎上車丟下一句「他媽的！真倒霉！」離開了。
閻總教官和我呆立了一會，有點尷尬，客套的講了一兩句話。當我們互道再會時，他對我咧咧嘴，臉上擠出一絲笑容；這是我兩年多來從來沒有看過的。喔！原來閻教官也是會笑的。
事隔不久，我和四位同學又犯了校規(我常犯規，現已不記得當時是為了甚麼)，被抓到訓導室。面對閻教官，五人一字排開，我排在他左手邊算來第四位。在閻教官聲色俱烈的責罵下，五人只能低頭聽訓。他動口罵得意猶未盡，看到我們個個頭髮長得可以分邊，氣沖斗牛的動起手來，伸出五指從最左邊那位開始，對每人頭髮重重的抓了一下，罵一句「頭髮那麼長，像甚麼樣子！」走到我面前時，認出我就是那晚拔刀相助的「義俠」，一大愣，抬起的那隻手僵在半空中，罵聲也猝然而斷。他趕快草草結束的遣開我們，當然也不記過處罰了。同學得知底細，對我佩服得五體投地，令我不禁有股能隻手遮天的得意。
跌宕不駒三年下來，成績爛得差點畢不了業，我能考上中興大學，是全拜《三民主義》之賜。這不必下苦工去打基礎，臨時抱佛腳即可應付的科目，我考了九十多分 (三民主義萬歲！) 。
進了大學，也擺脫不了系教官的控制，他們主要的任務之一是網羅「新鮮人」入國民黨。入學不久，羅教官和我們個別談話，我對談話內容完全無復記憶，只記得他問道：「你來加入國民黨吧！」(如果他沒把我這位《三民主義》考得快滿分的收為國民黨員的話，必遭上級刮鬍子)。范「無黨無派、政治文盲」最缺乏急中生智的應對能力，對這突如其來的問題，張口結舌，囁嚅半天迸出一句：「我回去想想。」對這種笨得可以的拖延戰略，羅教官早有「直搗龍門」的一招，他說：「你想甚麼？有啥可考慮的？」言下之意「你不會思想有問題吧！」就這樣，我就成了羅教官不用三言兩語，不費吹灰之力，即到手擒來的戰利品；也就在神智不清之下，糊理糊塗的加入了我們偉大的國民黨。【註】在電視上看到陳水扁說他唸大學時在教官的「勸導」下，也加入了國民黨；連阿扁都無法抵擋，何況我等區區之輩呢！
大學四年，我沒惹事生非，沒進過訓導處，和羅教官和平相處四年。但是不幸的，卻有一次和校外白色恐怖的爪牙「狹路相逢」的經歷。
六零年代後期，流行長髮，好看不好看是另一回事，至少能滿足年青人崇尚時髦的心理。蠻橫政府當局，一則非當審美裁判不可，一則認定青年人頭髮和叛逆習習相關，留長髮的不是嬉皮就是流氓，會導至天下大亂，以致蔣家皇朝不保，居然制訂很嚴格的頭髮取締法(髮)規。有一夜，范「披頭」和同班好友菜脯、山豬(此君好爬山，長得臉圓身子也圓，得此別號)在台中夜市閒逛，突然半路殺出幾位「頭髮取締小組」的彪形大漢，指著山豬說他頭髮太長，要抓去理髮。其實山豬頭髮比我和菜脯的還短，但是不幸的他一頭「豬鬃」又粗又硬直往外衝，稍微長點就顯得蓬頭，不像我和菜脯的頭髮帶點卷比較伏貼。范「不自量力、不知死活」路見不平開口相助，替他辯解一番；不但沒有收到「刀下留情，法下開恩」之效，他們把我和菜脯也一併抓到警察局去理個標準頭。Add insult to injury 更叫人吐血的是我們每人還得付五塊錢的剃頭費。(這回事後來說給老美聽，令他們個個咋舌，覺得太不可思議了；對吾輩經歷極權控制時代的升斗小民說來，此等小事不足為奇)。
加入國民黨最大的遺禍，就是我們戴眼鏡的黨員當預備軍官時，大多被分派當連部的政戰輔導長；這職位等於是小兵們的教官，要不斷的灌輸小兵們極權政府的教條，來控制小兵們的思想。我當兵的一年多是我這輩子精神最苦悶，最難熬的一段日子。「螳螂捕蟬黃雀在後」我還有一個笑裏藏刀，非常可怕的上級：營部輔導長。這位職業軍人洞悉范「少尉」天天數饅頭，存心渾水摸魚，無心對小兵施教，就故意大找我麻煩。事隔多年，想來仍然心有餘悸，等下次喝點老酒壯壯膽，再談這段令人不寒而慄、不堪回首的往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