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會e報告
境內的醫生：殖民地台灣之職業，種族與現代性 ( 原文Doctors within Borders, Profession, Ethnicity, and Modernity in Colonial Taiwan ) by Ming-Cheng M. Lo ( 羅明貞)
陳清池

作者台灣人， 台灣大學外文系畢業， 先後在密契根大學，取得比較文學碩士及社會學博士學位 ，目前她是UC - DAVIS 社會系副教授。

引用日，中及英文有關資料，並訪問二戰期間的年青台灣醫生，作者於2002年出版此書。本書分七章，首、末兩章，主要涉及社會學有關比較殖民研究之理論，筆者根据其他五章，在九月十三日台灣中心讀書會做口頭解說。筆亂經過整理，附加其他相關資料 (筆者會註明出處)，完成以下報告：

台灣於1895年日清戰爭 ( 或稱甲午戰爭 ) 後，成為日本殖民地。

日人自歐洲列強，學得統治及剝削海外殖民地的政策與方法，在台灣施行作者所謂「科學的殖民政策」，亦既本身為醫生的後藤新平所稱建立在「生物學原理」上之殖民政策。任輔佐總督之民政長官長達八年 ( 1898 -1906 ) 的後藤氏，是日本殖民台灣，早年實際上主要決策及執行者。後藤認為，社會是有機體，每一社會有其特性，統治該社會須先做研究及調查，因之在後藤民政長官時代，日本殖民政府認真辨理土地調查、人口普查及台灣慣習的研究調查，做為統治及開發台灣的基礎。( 1 )

1874年日軍征討台灣牡丹社事件後，日本人對台灣已有相當瞭解。認定熱帶疾病是台灣死亡率高之主因，1895年擁有台灣不久後，殖民政府因而在後藤之主張及監督下，努力於公共衛生環境之改進，及居民健康之提昇。樹立公共衛生及醫療制度，成為日本在台灣最早及最重大的事業之一。幾年間已有近150 日人醫生抵台擔任公醫，殖民政府首先設立台北醫院，1897年在醫院附設醫學訓練所，招募台灣人授與二年的速成訓練，使訓練出來的台灣人醫生，很快加入醫療及衛生工作行列。在此之前，後藤於1898 年從日本招欖120名醫生來台，作為公醫。1899年醫學訓練所升級為台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專業訓練水準也隨而提高。在後藤新平的構想中，醫生應是現代文明的主要媒介。( 2 )

首先，醫生取代台灣傳統的士紳地主階級，成為日治時代的台灣人精英，他們對促進台灣意識也有貢獻。

日治初期台灣人不免寄希望於中國。其後中國知識領袖梁啟超，建議林獻堂等台人學愛爾蘭人走溫和的議會路線，爭取自治權。受日治時期現代式最高教育的醫生，自然取得溫和議會路線之領導地位。

1921年1月起至1934年，前後共15次由林獻堂等領先簽署「台灣議會設置請願」，簽署人數高達2600人。這項運動，成為1920s年代到1930s年代初期台灣的社會運動主流，不幸每次日本議會決定「不予審議」。( 3 )

支持「台灣議會設置運動」最力的民間團體，則為「台灣文化協會」。醫生出身的蔣渭水對台灣社會探病投藥說：「台灣人現時有病了…我診斷台灣人所患的病，是知識的營養不良症，除非服下知識的營養品，是萬萬不能痊癒的，文化運動是對這病唯一的原因療法，文化協會，就是專門講究並施行原因療法的機關。」終於有台灣文化協會（1921—1927）的誕生，1921年文協在台北靜伊女子學院召開成立大會，約有1,000人出席，以醫生、地主、公學校畢業生、留學回國學生為主。初期文協主要人物有林獻堂、林幼春、蔣渭水、蔡培火及連溫卿等。文化協會會員最多時曾達1314人，以「發達台灣文化的名義做為自救的反日政治運動」的文協，當然成為「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推動組織。文協在1920s 年代，舉辨一糸例文化演講啟發民智，對台灣人民族意識之提昇有很大貢獻。( 4 )

1927年文協分裂，右派組台灣民眾黨。台灣各地醫學會與民眾黨合作，反對日本殖民政府的阿片政策，並且電報國際聯盟抗議，國聯於1930年2- 3月派員至台灣調查，結果殖民政府同意治療阿片癮者。(5) 在此，醫生以民族健康保護者身份，反對阿片並反對殖民政府，因此作者稱他們為民族醫生 ( national physicians )。

另方面因是專業醫生，在當時社會、經濟階級制度下，他們是與一般人民對立的高收入上層人員。對社會大眾要求降低治療及醫藥費用之要求，醫生群反應是發施惠券給貧困的人，但不肯應合民眾降低收費之要求。作者因而認為醫生具有混合身份（hybrid identities）。

1931年滿洲事變 ( 或稱918事變 ) 發生，事實上這是日本軍界對世界不景氣，主張以武力取得襲斷滿洲資源及市場，並認為日本政黨內閣軟弱無能，因而推翻內閣，取得政權。呼應日本本土軍事政權的成立，台灣的殖民政府加強對台灣人的控制，解散台灣人之政治、文化性組織，放棄後藤新平所採用之漸化政策，改採加速殖民地台灣之納入日本帝國的正規體制。

1935年日本殖民政府開始舉行地方議會選舉，但是限選舉權於有產階級, 結果當選人中醫生及教員之比例高。

為爭取民心，日本在中國及南洋各地設博愛醫院，直至1937年這些醫院之經費都是台灣總督府提供，而醫院的醫生也都以來自台灣為多，如廈門博愛醫院7人中有5人是台灣人。簡言之，台灣醫生被日本徵用為派遣日本佔領地的醫務傳佈士( missionaries )。台灣帝國大學的醫科，也成為熱帶醫藥的研究中心。

台灣醫生在日本醫界的地位也逐漸提升，這可見於他們研究發表的成績。醫生的收入提高，而有財力投資其他事業。

1937年7月7日，日本發動對華全面戰爭，在台殖民政府因配合作戰需要，極盡心力消滅台灣人的民族意識，以期同化台灣人為尊皇愛國 ( 日本 ) 的「皇民」。為達成「皇民化」運動之目的，台灣總督府採取主要政策有：國語 ( 日語 ) 家庭；改姓名；改革風俗；徵用軍伕；及消除族群間之不平等。醫生尤其是皇民化之首要對象，醫學也政治化，目的在服務日本帝國。

醫界日、台人關係加強，1940s年代年青台人醫生深信知識之累積，是個人進步的主要因素，也應是服務單位日、台人平等的根據。但是，當時台灣帝國大學醫科的新生錄取名額，日、台人各30保障，並不是完全依學生之學業成績決定入學許可。再者，且全醫科內僅有一教授是台人––杜聰明，可見事實與理想是有相當差矩。

大體言之，1940s 年代台人醫生認為他們確實是台灣現代性 ( modernity ) 的媒介。作者稱他們為醫界現代人 ( medical modernists )。

日本治台政策，促使台灣最優人材集中醫學，有聲望又有高收入的醫生因此成為台灣社會的精英。二戰直後，醫生參與地方政治比例仍居高。1945一1951年間縣市議員中醫生占34.45%，省議員則為28.57%。但因二、二八事件及白色恐怖之影響，絕大多數醫生談政治色變，全心力於個人醫務事業。

附註：
見 楊碧川 著 後藤新平傳: 台灣現代化奠基者，頁 38 – 47。
同上，頁 66-69。
有關議會設置請願，詳見 同婉窈 著 日據時伐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 。
有關文協會，詳見 林柏雄 著 台灣文化協會滄桑 。
民眾黨反鴉片運動，見 簡炯仁 著 台灣民眾黨 ，頁140 – 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