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鎮的女子吳玉蘭 -- 探討鄭清文的小說《三腳馬》
新昌

鄭清文的短篇小說《三腳馬》，敘說一個臉上有特徵的人，因為臉上的特徵，從小就經常遭受侮辱，被人欺負。後來發憤努力，當了警察。那時日本在台灣的殖民統治正在發展中，日本政府使用本地的台灣人警察來維持治安。但是，被殖民的本地人還存有反抗的情緒，認為替統治者做事的台灣人，都是所謂的走狗之類的人。這個台灣人警察有了權力，不但自己想，也想改變本地人，成為日本人眼中的好國民。因此，他有時會過份地欺負本地人。 但是，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戰中戰敗，結束了在台灣的統治。這樣的時代變化，使得這個台灣人警察，不但在戰爭剛結束時，受到本地人的報復，而且在後來中國政府統治下的社會裡，也抬不起頭來，成為一個被社會遺棄，在生活上只能茍延殘喘的人。小說家鄭清文在這樣背景的一個故事裡，卻描繪了一個不尋常的台灣本地女子吳玉蘭。

本文嘗試從一個客觀的角度，來探討鄭清文的短篇小說《三腳馬》﹝1979﹞。主要的命題是：如果作為讀者的我們，能夠從一個比較客觀的角度，來讀這篇小說，那麼我們應該會有什麼樣的感想呢？

當然，這種觀察探討的角度完全是假想的。其實，不管如何的客觀，一個人觀察事物，多多少少都會帶有一些民族或鄉土的感情，或者可以說是帶著一種文化的意識形態。那種文化，就是一個人成長過程中，在生活環境裡所繼承，或認知，而累積形成的思想方式，以及因而形成的意識形態。這裡所謂客觀的探討，純粹只是根據一種還在嘗試中的假想，試圖過濾可能因為先天一些文化感情和意識形態等這些因素，在讀者心裡所可能造成的預設感想。這個探討的目的，當然就是希望能夠藉此展現在該篇小說中，作者在創作時的意識，或潛意識裡，想要表現的真實情景。

1
鄭清文的這篇在1979年發表的小說《三腳馬》，大要是說，一位收集木刻馬匹的年輕人在偶然的機會裡，找到了一個從事雕刻木刻馬匹的怪人同鄉。從這個怪人同鄉自己的敘述，以及作者加寫進來的背景資料，這位年輕人，以及作為讀者的我們，知道了一些在他﹝這位年輕人﹞長大以前的那個時代裡，因為統治者的變遷，在他的故鄉曾經發生過的一些事情。

這個怪人同鄉，有個名字叫曾吉祥。這個名字，可能只是作者隨便給取的一個名字，並不重要。從曾吉祥的自述和作者的敘述，我們這些讀者們，當然還有那位年輕人，知道了曾吉祥的生平：曾吉祥和這位年輕人的父親是同鄉，那個地方叫舊鎮，他的年紀比較小一些。他們在舊鎮的生活裡，同樣地經歷過日本人統治的時代﹝日據時代﹞。曾吉祥在日據時代曾經在舊鎮當過警察，但光復後，即是戰後日本人離開以後的時代，他就永遠地離開了家鄉，而且不再是警察了。在這位年輕人找到他時，已經是光復後33年了。作者在小說裡讓我們這些讀者們和這位年輕人知道，這時候的曾吉祥，只是人們口中所說的一個怪人，經常雕刻出一些奇奇怪怪的，只有三隻腳的木刻馬匹。

為何日據時代的曾吉祥會去當警察？光復多年後，為何他會雕刻出一些奇奇怪怪的木刻三腳馬匹？也許這是作者在小說裡要告訴我們，要我們去思考的問題。

作者加寫進來的背景資料告訴我們，可能只是因為他的鼻樑上有一道白色斑痕的關係，曾吉祥從小就被同鄉羞辱和欺負。一些小孩和大人都不約而同輕蔑地叫他「白鼻狸」或「白鼻的」，並且習慣性地戲弄他。我們從客觀的角度上看，應該馬上就會感覺到，這個曾吉祥所住的村莊的人們對於他的存在，是很不友善的。而且不僅僅是同鄉，甚至從日本來的小學老師也一樣的欺負他。小學畢業後，曾吉祥到了台北，在他舅舅經營的一家麵店工作，也因為鼻樑上的白斑，而同樣的遭到一些人的戲弄。

不知道為什麼一群人看到一個人的鼻樑上有白斑，就想要戲弄他、欺負他。可能是一種人類共同的心理，對於異類就想戲弄或者侮辱。但是因為文化習慣的不同，曾吉祥的同鄉們，從口嘴中說的話、從眼神表情裡，甚至動手動腳的，很明顯地會表現出他們在心裡上的共同念頭，不但在口頭上要羞辱他，而且在行動上更是要欺負他。日本人的文化是不同於台灣人的。因此他的日本人老師，井上先生，嘴裡雖不說他是白鼻狸，但他挨打的機會和其他的同學比起來，卻相對地增加了。

因為身體上不同於別人的徵狀，而遭到戲弄欺負的曾吉祥，在偶然的機會裡，發現當了警察就可以避免被人當面的侮辱欺負，而且甚至還可以利用職權，侮辱欺負他所不喜歡的人。因此，他就發憤用功努力讀書，通過了資格的考試，當上了警察。作者在小說裡還為我們說明了，日據時代要當個警察，也不是那麼簡單的。

這個年輕人知道了曾吉祥這個人後，他只隱約地記得，父親曾經說過一句和曾吉祥這個名字有關的話：「三腳的比四腳的還可惡。」小說裡的曾吉祥還做說明：「當時，台灣人稱日本人是狗，是四腳，替日本人做事的走狗，是三腳。」但是在這篇小說裡，到底台灣人的警察比日本人警察有多可惡，小說裡的曾吉祥和作者加進來的資料中，並沒有舉例來說明，只是借用這個年輕人的父親所說的這句話來帶過。我們也許要懷疑，作者對於這個說法也許也不是很確定，他只是把當時一般人傳我傳的說法重複而已。

從客觀的角度來看，我們可以做如下的觀察。

台灣人警察﹝就是「三腳的」﹞因為出身於類似的文化，對於作奸犯科的本地人的思想和可能做的事情，比較了解。因此相對的比起來，台灣人警察就比日本人警察有著更敏銳的觀察力，也更有判斷力，能夠破更多的案件。當然，這也是為什麼日本人需要台灣人當警察的一個原因。

但另一方面，台灣人警察學習了日本人嚴厲的文化，帶上了權威的帽子，為了邀功，或者因為自卑的心理，有時候就會比日本人警察還更凶殘地虐待犯錯的人犯。

台灣人警察的自卑心理，在這篇小說裡提到的，有兩個例子。我們在下面會比較仔細地說到。一個例子是和這個年輕人的父親有關的，台灣人警察覺得，自己和日本人警察比起來，比較不受到當地人的尊重﹝或害怕﹞。另一個例子，是台灣人的一些貪小便宜不惜破壞公共秩序的壞習慣，讓日本人看不起，使得當警察的台灣人，在日本人警察面前又矮了一截。

2
在這篇小說裡，作者為我們提到的，和日本警察虐待犯案的人有關的，有下列的幾個事件。

有幾個違反規定正在聚集賭博的人，因為在口頭上侮辱了曾吉祥，曾吉祥就去通報警察，日本人警察把賭博的人「抓去拘留」。後來這些人在牢裡看到告密的曾吉祥，把他臭罵了一頓。日本警察「警告他們，如再這樣就不放他們出去。」

「有個屠夫，在戰時因私宰被警察抓去拘留灌水。」被灌水的「犯人一邊哀叫，一邊把水不停地吞，等肚子都漲了，警察叫他趴在地上用腳蹬著，教他把水吐出來。」

台灣人的警察像曾吉祥的，在日據時代裡做了那些事呢？根據曾吉祥告訴這個年輕人的話，他做了如下的一些事件。

曾吉祥當了警察後，有一次，因為要這個年輕人的父親為他做一個書桌，他遲疑了一下，曾吉祥就「打了他一個嘴巴」。這個事件，讓這個年輕人的父親在光復後的日子裡，告訴他的兒子：「三腳的比四腳的還可惡。」曾吉祥後來敘述他那時做這件事的理由，是因為「我的背上背負了一個國家。我當時是這麼想著。我還記得他看我的眼神。那眼睛充滿著憎惡和忿恨。但，我覺得權威比仇恨還要強大。」

還有，有個女人在領配給豬肉的時候插了隊，「我就叫她跪在大家面前，頭上還頂著一木桶的水。」曾吉祥的理由是「既然是配給，每個人都可以買到。卻有人一定要插隊。這本來是一件小事，我也可以裝著不知。但我曾經聽日本人指著這一點，貪小便宜不惜破壞秩序的這一點，指責台灣人的愚蠢和無教育。」

曾吉祥還記得有個叫阿灶的屠夫。「有人密告他豬肉裡灌了水。他不承認，我就叫他吃水。現在，我還聽得到他哀叫和求饒的聲音。」

3
當上了警察後的曾吉祥，認識了一個也住在舊鎮的女子吳玉蘭。吳玉蘭的家庭在小小的舊鎮裡是世家﹝舊家﹞，「推算起來，幾乎有三分之一的鎮民，不是他家的親戚便是朋友。」而且玉蘭是女學校畢業的，學歷上比只念過小學的曾吉祥高。曾吉祥和她打網球時，看著玉蘭，「她穿著白色的短衣，白色的短褲。白色的襪子，白色的布鞋，纏著白色的髮帶，手拿著球拍，微蹲著身子的體態，還有那嬌甜的聲音。」他認為，「這些都是家庭和教育的結果。」因為看到玉蘭的完美，他就愛上了玉蘭。大概因為家庭和教育的結果，玉蘭知道，只要和他結婚後，以後的一輩子都會和他在一起，因此一切都聽他的。

當了警察，有了權威；又得到玉蘭這樣的女子，成為自己的妻子，曾吉祥這個「人在權威的?頂，自然會沉醉其中，而忘掉了自己。」

可是好景不常，日本戰敗投降，放棄了台灣，台灣光復了，新的統治者將替代日本人來統治台灣。光復後，在新的社會秩序還沒有建立起來以前，舊鎮的台灣人對戰敗者的警察勢力，開始報復了。

4
台灣人的報復是如何的呢。大約這就是作者藉著小說，想要指出的一些和時代有關的台灣人的文化吧。

日據時代的人，不敢對代表權威的警察報復。但他們還是敢對於還沒當成警察的人報復的。前面說過，曾吉祥因為不甘被侮辱，而把有人賭博的事，密報到日本人警察那裡，以至於那些人被警察抓去拘留。那些人出來後不久，他就遭到報復。小說裡有如下的敘述。

「有一次，阿祥在晚上送麵的時候，從巷子裡跑出幾個人，把他連車帶人推倒在地上，痛打一頓，等他爬起來，碗和箱都破了，輪圈也紐彎。」「他回來店裡，阿舅很不高興。」

曾吉祥被報復後，他的阿舅並沒有同情他，反而怨他。為了怕影響到麵店的生意，竟然把他解雇了，要他回到鄉下。可以說，等於是要他走頭無路，讓那些報復的人達到了目的。

光復後，這些警察所代表的權威沒有了。另外一個統治者的權威，還沒有建立起來以前，舊鎮當地人的報復是這樣的。

一個曾經被人密告而被拘留的鑲牙密醫的兒子，去找出密告的人，「在公眾面前把對方摔倒在地上。然後，這個兒子又去找抓過父親的琉球警察。」

「有些警察被拉在廟前跪者，向代表著我們的神賠罪。」

那個在戰時曾經因私宰被警察抓去拘留灌水的屠夫，「這時候卻拿著宰豬的尖刀抵著兩個警察的背部從海山頭走到草尾店，押著他們遊街示眾。」作者還在這裡特別強調，這個因為私宰而被拘留灌水的屠夫，為此「很得意，比誰都得意。」

有個大家認為是第二號罪人的台灣人警察，被大家拖到慈祐宮前面的廣場。在「打死這走狗！」的聲浪中，「被打斷了一條腿。」

當民眾來找頭號罪人曾吉祥時，他逃到屋頂上，逃出了他的家鄉。但是「大家把他家裡的一些家具打壞之後，扣住了」他的妻子玉蘭。

「大家決定要她在慈祐宮廟前演戲，一連三天，」他的妻子玉蘭就跪在廟上，代替「民族罪人曾吉祥」，向全鎮民謝罪。

兩個月後，大家已經忘了他。而逃到鄉下，被不忍心的母親藏匿在家中放農具的倉庫的曾吉祥，還在默默地盤算著有一天要和玉蘭團聚。但是消息傳來，他的妻子玉蘭患了傷寒，已經死了。當時玉蘭的娘家「周圍還圍著草繩。大家都說傳染病，遠遠地繞過。」

5
對於玉蘭，曾吉祥非常敬佩，因為「在面對著狂暴的民眾，她是那麼鎮靜，那麼勇敢。」玉蘭是唯一尊敬他的人，稱他為「曾桑﹝曾先生﹞」，願意不顧父母親戚的反對，遵從他的意思，按照日本人的儀式和他結婚。而且在戰爭剛結束，日本戰敗時，還表示，如果他自殺的話，她願意跟他一起死。

只要想到玉蘭會永遠在他的身邊，曾吉祥就想像著許多有希望的前景。因為他覺得自己「有極強的記憶力和敏銳的判斷力，」他以為他「還可以繼續領導鎮民。」而且他「還在心裡想著，有一天當情勢平靜下來的時候，」他「還可以回去當警察呢。」

可是當他發現玉蘭已經死後，他對於自己的期望，也就完全破滅了。

知道了她的妻子玉蘭已經死了的消息後，曾吉祥忽然感到他是「世界上最孤獨的人。」「在這世界上，在也沒有什麼可以替代她的了。」曾吉祥非常自責：「她以一個弱女子，為了我這個人，擔負了民族罪人的重負。民眾罵她，她向民眾求恕，但不是為了她自己。有人唾她，她也不去拭擦。我是一個男人，卻讓自己的女人出醜受辱。」

「在所有的人，包括我的親人都厭棄我的時候，只有她一個人默默地承受著，而我還沒有機會表示感激和愧疚之情，她就默默地走了。」「她一死，我的整個心也死了。」

曾吉祥的生命，只有在玉蘭還活著的世界裡，才有意義。沒有了玉蘭，曾吉祥只是活在像他所雕刻出來的木刻三腳馬臉上，所表現出來的痛苦扭曲的表情裡的一個活死人而已。

6
侮辱欺負是人與人之間接觸後互相存在的一種現象，不但在心裡存在著，而且有時候也會付諸行動。被侮辱欺負的人，包括犯錯被處罰的人，總是想要報復。不同的文化，會說出相異的欺負與報復的故事。但是犯錯被處罰後，並沒有羞恥心，只有想報復。報復，好像變成一種強詞奪理，可以湮滅曾經犯過錯的罪惡感。這是三腳馬作者藉著小說所要指出，在日據時代和光復時在舊鎮發生過的故事。

「貪小便宜，不惜破壞秩序」，這是沒有公德心，日據時代日本人所說的「台灣人的愚蠢和無教育」。大約作者在寫這篇小說時，正好看到有人排隊時插隊，而且插隊的現象，那時還是很普遍。因此，作者藉著這個小說再指出，這是「愚蠢和無教育」的行為。

愛，賦予人類生命上至上的價值。但是人類偉大的愛，卻只有一個相同點，就是犧牲，為了所愛的人，願意付出一切，甚至自己的生命。鄭清文在這篇小說裡，藉著玉蘭這個舊鎮女子的故事，就是要告訴我們，人類的這種愛，發生過，是真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