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 Diego Taiwanese Cultural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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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腳碰地」異國過客(二)
范少達
【上次(兩月前的鄉訊裡)提到，五月底全家人在聖路易市參加女兒的畢業典禮時，和三十年前我在南伊利諾大學(SIU)結識的幾位老友重聚，相聚甚歡(他們請客，我當是甚歡)。酒酣耳熱互話今昔，迷濛醉眼彼此瞵盼；漸催的鬢毛和逐深的皺紋，無復昔日年輕時的意氣風發，不由的感慨歲月之匆匆。難忘他們的友誼，也難忘彼時的往事片段，寫一些藉以向老友們致謝，也聊以紓解念舊的情懷。註：SIU所在的Carbondale城，台語音譯為「腳碰地」】
我和黃鐵城一開始在SIU植物土壤系就讀，有幾堂課同班。雖然語言上需要一段時間適應，我在用功之下成績還不差。有前輩建議我轉念生物醫學方面的學位，以便日後找事較容易，所以一年後我轉到微生物系，鐵城也在一段時間後轉學到聖路易的華大去念醫事技術學了。
微生物系碩士學位需要實驗論文，我轉系後修了一學期的免疫學Immunology，覺得很有意思，決定專攻免疫學。不幸的是，系裏只有兩位免疫學教授，其中的一位學生太多，另一位兼任醫學院的代理院長，忙行政工作不熱衷研究。我在微生物系裏快一年後，那位代理院長才勉強答應為指導教授。他行政工作太忙沒時間指導學生，要我繼續以前一位同學的實驗，我費了很多精力和時間(也犧牲了好幾隻兔子)卻始終無法重複那同學的結果。我臉皮薄，當時總覺得可能自己差勁，而且對教授太敬畏，沒有對自己的利益力爭。教授讓我在實驗室自生自滅，浪費了很多時間，在微生物系兩年半才結束。
在Carbondale的日子，范「台客」首先住過一間很野的宿舍(上次已描寫)，而後在外租屋；有過黑、白、黃種人的同房，也曾當過越南難民的房客。在越戰結束之後，美國中西部各地收容了不少越南難民。SIU附近有幾家民宅廉價的租給難民家庭，一家難民還分租了一個房間給我，來幫他門分擔房租。這個家庭的父親是南越軍官，戰後被送到勞改營，母親帶三兒兩女逃來美國
，大兒子和大女兒念SIU大學部，二兒子念高中，二女兒念初中，小兒子念小學。大小相差十歲，最小的被母親寵得驕又嬌，常常嘲笑范「大舌」的英語發音(例如but發音像butt，令他哈哈大笑)。
不住宿舍，我必須自己煮飯燒菜；范「少爺」只會做很簡易的菜，和越南母親香噴噴的烹調有天壤之別。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他們偶而會請我吃一些越南料理，記得有一樣名似「炸藥」的甚為可口。每個週末，文彩兄會開車載我們去超市買菜；後來明楷兄還開了一家東方雜貨店，嘉惠我們的胃腸。
比起同實驗室的博士學生Charlie ，我的食宿是安逸多了。Charlie是隨指導教授由紐約州的Syracuse大學轉來的；他不願變成SIU的學生來拿獎學金，寧可挨餓來保持Syracuse博士學生的名分。他父母也無法支助他，所以只能用他自己以前在Syracuse剩下的獎學金來度日。他住在一個Trailer (拖車屋)，平常也只見他吃簡單的三文治。我有點同情，請他來住處吃過幾次便飯；菜燒得那麼差還請客，我的越南房東一定覺得好笑。Charlie不久就完成學位離開了。現在想想，Charlie這美國白人過得十足像難民，越南來的難民反而吃得住得最好，怪哉。
有一夜，我正吃著晚飯，那個念初中的小女兒在餐桌一旁做功課，突然她說要問我一個問題；我預料該不會被初中的學業難倒吧。只見她一臉茫然的問道：「Ted，男人是怎麼把精子送到女人身體內？」這突如其來的一句，害我噴出了含在嘴裡的一口飯。想必是學校的性教育課讓她聽得霧煞煞，我支支吾吾的回答必然也無濟於事。以後，如果她在飯桌上做功課，我一定提高警覺的吃飯，以防被噎死。不過她想我大概也不懂生小孩之道，再也沒問我這種事了。
越戰結束，大學生沒有可以示威的，校園寧靜；最大的一次政治活動是當年競選總統的卡特蒞臨演講。他清新的形象深得年輕人喜愛，室外的場地擠滿了人。
從新聞封鎖、思想控制下的台灣來到民主美國的台籍同學，總算有機會得知蔣家國民黨的夭壽罪行，同仇敵愾之下，「腳碰地」成立了台灣同鄉會。一些不怕死的在台灣推動民主運動所發生的事端，讓在美的我們特別關注。七零年中後期台灣的民意代表選舉 ，國民黨以慣用的技倆打壓反對派人士，和作票賄選。 在如此惡劣的條件下，「黨外」勢力仍逐漸茁壯，民主運動得以抬頭。當然引來國民黨更嚴厲的打壓。同鄉聚會時，得悉這些政情的發展，時而欣喜振奮，時而搥胸頓足。我們也告洋狀，由英文好的幾位撰文痛批國民黨，投到學校的日報去。
上次也提到SIU當年榮登花花公子雜誌Party School排行的榜首。美國年輕人Party不休，學校附近酒吧林立的大街每逢週末更是夜夜笙歌。有一家電影院，週末晚上十點以後的晚場戲長期的放映一片”Rocky Horror Picture Show”。這是有史以來最有名的Cult Movies (一群人狂熱追隨的電影，直至今天此片還在全美各處周末夜放映)。到戲院，一看排在門外買票的觀眾模樣，令我目瞪口呆；幾乎半數的觀眾都是模仿影片裡劇中人的裝扮，同時也攜帶各種道具。在放映中，異口同聲不停的和電影裏的人物對話，丟東西，唱歌，在走道上跳舞，有的還爬上舞台…等等千奇百怪的行動。這種Cult Movie的劇情和劇中人物皆比較怪異，台上台下熱鬧異常。很多人樂此不疲；來觀看(其實該說來參加演出)超過數百次者比比皆是。真是「一種麵包飼百種人」！
校園北邊大馬路Mill Street上有一幢Episcopal教堂，外頭是紅磚砌的，帶給人歷史悠久的印象，裡面木頭地板，老舊得走在上面嘎吱有聲。教堂下面一樓有交誼用的大廳和廚房，教堂另一頭是辦公室，辦公室樓上有兩個房間和一個浴室。樓上這兩個房間非常便宜的租給學生當宿舍；其實這樣有人住，教堂也得到順便被看顧的益處了。文彩兄當年住此教堂一陣子，他畢業離開Carbondale到芝加哥去，我就搬進去。住在教堂閣樓，我的美國同學說我是Poor as a church mouse (西諺，意指很窮)，台灣同學和友人則尊(戲)稱我為「廟公」(住在廟裏管香火的)。
牧師希望我在星期六晚上能打掃教堂以供他們第二天有一個乾淨的場所做禮拜。星期六晚上是Party Time，難找到學生來打掃，我想既然我住在教堂裡面，就答應了；以後每星期六夜深時，須花兩三小時吸塵、抹桌椅、倒垃圾。拿的報酬是最低工資，一小時兩美元半。由於房租很低廉，我也不計較
。那年，父母親來美旅遊時特地到Carbondale看我，他們幫我擦抹廚房一番，故意訝異的說：原來這冰箱是白色的！
剛搬進去時，隔壁房間住著一個年輕白人學生；這小伙子是獵豔高手，雖未達「洞房夜夜換新娘」的境界，功夫足以令人佩服了。諸多女友中，有一位在和他相好時旁若無人，暢所欲「叫」特別的吵；從開始意亂情迷的呻吟聲，逐步昇到羽化登仙的尖叫聲，聲聲穿過薄薄木板牆，排山倒海的迎耳而來，活生生的逼我欣賞這場有聲無影的春宮秀。范「孤家寡人」只能自嘆功夫弗如，無法回報他提供的「享受」。還好這位情聖住不到幾個月就搬出去，以後一年我就自己一人住在教堂內了。
雖然名義上我是獨居，然而我卻有個神秘的房客；我住進教堂的前幾個月從未見過他，可是天天可感到他的存在(免驚，教堂沒鬧鬼)。這位Phantom
of the Church，白天從來沒在教堂出入，但他夜深時會到廚房偷吃我的食物，睡在交誼廳的沙發上過夜。從牧師處得知這位流浪漢，年幼時被SIU一位教授收養，但是年輕時就酗酒(吸毒?)綴學。他的養父母幾年前離開Carbondale，他沒跟去，留在此流浪。
他來偷吃我的食物，我雖然很不爽但也無可奈何。直到有一天我發現他趁我不在時，到我的房間偷了四十塊錢，惹火了我。我曾見過他一次，個子很高，自忖可能難應付，所以去找體育系的好友阿智共商大計。阿智胸脯一拍，要助我一臂之力；那晚和我在深夜等到了這名流浪漢，一言不合開始叫罵了幾句。阿智在情緒高昂下，還把「Kitchen(廚房)」
說成「Chicken」。還好這場「夜半對決」止於口沫橫飛、唇槍舌劍的對罵，沒有演變成肢體衝突的流血事件。從那次以後，他就較少偷我食物了。這齣「乞丐惹廟公，廟公趕乞丐」的翻版戲，幾年後和阿智談起來，兩人仍不禁莞爾。
個子矮矮壯壯的阿智姓王，和莊振戊一樣畢業於師大體育系，他老婆Margot是位高高瘦瘦念文學的洋女人，Margot 去台灣教英文時兩人結識。這一對，一白一褐，一高一矮，一壯一瘦，對比有趣。阿智和莊振戊一樣非常的風趣，很會耍寶，是名符其實的開心果；可喜的是他們性情洋溢著台灣南部庄腳郎的那股親切誠摯。阿智在SIU選修英文課，也在一家Pizza 店打工。週末一早，店開門前他需要先去做些例如用機器揉麵團、熬湯等等準備工作。我喜歡在一旁陪他，和他畫畫虎卵，一邊還享用他做給我的一碗香噴噴的法國洋蔥湯。回味無窮，一念及，仍打從心底微微的一笑。
Margot北京話很好，也喜歡運動，我和他們夫婦有時一起打排球、racquet球…等。有一年，帶一位剛從台灣來的新生去打racquet 球，不到兩分鐘，這位新手為了打靠近臉部的一個球，把自己的兩顆門牙打斷了。迄今，仍覺甚多歉意。
要離開Carbondale前，有點猶豫何去何從；當時父母親有位護理博士老朋友在芝加哥，她說要幫我在醫院找事，我想可以開始賺錢也不差。而後，費城賓大醫學院的免疫研究所博士班收了我，加上清美姐一家人也剛搬到離費城不遠的普林斯頓，我就決定再做跟屁蟲，告別「腳碰地」這我在美國的第一個「歇腳地」，帶著一車子累積的家當，和滿腦子百味雜陳的記憶，往東行去費城賓大了。
【後記】文彩、錦英兄嫂兩位博士一直住在芝加哥，仍勤奮工作，女兒已完成碩士學位。振戊、蘭萍兄嫂在定居的印地安那州南部開餐館和冰淇淋店，店一家又一家的開，鈔票大把又大把的賺；對台灣社團活動很熱心，常抽空不辭辛勞開車到Indianapolis參加活動(所以和翁青志、陳碧柳董事長夫婦熟識)。振戊兄也和印州議員打交道，為台灣做國民外交。鐵城兄嫂一直在聖路易市居住和工作，女兒已上大學了。阿智和Margot在八二年我要結婚時，恰好路過費城，參加了婚禮，之後，就沒再見他們。他們已離婚甚久，阿智修完体育方面的學位回師大教書去了。
我住過的Episcopal舊教堂已被旁邊建築的一幢嶄新的教堂取代，舊教堂內部被翻新改成一棟宿舍，那個流浪漢不知流落何處。不知那一家越南難民是否能和被越共勞改的父親重聚；算一算，當年那個念初中的女孩，現在如果有兒女的話，不知是否會在飯桌上聽到她的小孩問：「媽媽，男人是怎麼把精子送到女人身體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