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出來的『台灣憨孩子』
劉華祥

用北京話來解釋，『憨』是可以表達一種忠厚老實的執著。用台灣話(河洛話)來說，也是跟『笨』是有不同的發音。在經過日本人跟中國人過百年的統治，階級性的醜化台灣話(河洛話)，並有計畫的限制發展跟研究。目前一般人僅能用口語化的台語來溝通及理解字義。『憨孩子』這一詞，在台灣話的口語意境的表示中，會讓人聯想父母在對他人談論到自己小孩的那種心疼又驕傲的名詞，一種不捨卻支持的心境。在經過中國人的統治半百年後台灣政府中，原先竟認定『憨孩子』這個名詞是貶低台灣人的名詞，再度用粗魯的政治操作來意圖推翻原本的傳統意念或價值。經過阿叔一番的努力後，這個紀錄散落在台灣各地，遵守祖先教導用心對待自己土地及人民的市井小民的紀錄片，終於(獲准)定名為『台灣憨孩子』。這是讓所有在螢幕前觀看而有所感動的人，能夠借用台灣這個母親島的名義，表達對於台灣母親島自己的子女的支持及驕傲。

阿叔出身在終戰兩年後的台灣，成長於新占領者利用武力及恐怖統治的環境中。自曾祖父以來，家族伯公及阿公等長輩及較年長的阿伯阿姑當中，不乏有人於日據時代及後續的228事件中，為了台灣這塊土地及人民，做出不計自身利益的付出，與當權者周旋或抗爭，而最終隨著阿公於1940年遭陷入獄，而終結一度輝煌的家業，家族成員最終四散全球各地。阿公的入獄原因，坊間的傳言跟家族世交的轉述，並隨著數次的立法院公聽，隱約透露著蔣氏中國政權意圖打壓人民對於自己所生存的土地的感情，來強制台灣人民接受他的大中國統一夢囈。相對家族莫大的事業的一夕消失，但家族成員心中那份對台灣的感情，卻無時無盡隨著年歲而增加。

受教於日本大學主修電影導演的阿叔，回台灣後僅於一部商業電影擔綱，主要從事為紀錄片拍攝及從事幕後工作。這次獲邀在德州兩場演講，並最後一場於聖地牙哥台灣同鄉會的演講，是講述『台灣憨孩子』所描述中人物的部分片段以及該人物的經歷歷程，另外也討論到目前比較迫切的八輕設廠以及八八水災重建等兩項問題。八輕設廠這個議題，在目前政府相關部們以及有相關性的企業文化中，那種以人治及人粹的基本想法，認定與中國貓熊同等級的保育動物台灣白海豚是應該要為我們人類轉彎。八八風災原住民部落重建，也因目前政府欲強加漢人文化及狹窄價值，欲以重建名義實為強迫遷村。

隨著紀錄片的拍攝製作，阿叔與片中的被訪者建立的友誼，並未隨著影片的公開播出後而中止。反而是讓阿叔更加投入實際積極的行動。這次欣慰得知阿叔與眾人一同協助片中的老樹媽媽(阿粉姐)，在一系列民間的努力，並獲得有意識的企業及經營家實際支持下，除了清償所累計的債務，免除所使用的土地被拍賣，並設立一個『老樹基金會』，供援救樹木的運作及教育費用。阿叔更為了收容傷殘禽類的諾亞濕地生物生態協會的運作及搬遷，除四處奔走幫助協商，並實際參與搬遷行動。近日更深度的投入援救台灣白海豚的長期抗爭，以及全台僅有六百餘人的邵族生存權的爭取運動。

關心弱勢及尊重少數是人性的良知也是民主的精神，並不是畫大餅的政治神話或多數的利益為優先。何時台灣政府會有一個政策，決定人類需要為了六十餘隻白海豚生存而轉彎，為了全台最少數的民族而土地重劃，而不是一系列的為了自我的改善而扭曲他人呼吸或基本存在的空間。『台灣憨孩子』不因此部紀錄片而存在，也不僅活在這紀錄片中。片中的被紀錄者也不會為了被認同而自認目的已達。他們生活的重點就是繼續『憨』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