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雄中六年
唐望

(前言：本文係應北美雄中雄女校友會林榮松會長之邀，為校友會2025年刊投稿，雖部分文字曾在《鄉訊》發表過，然而為了內容之完整性，仍將其列入，敬請見諒。)

我是雄中初中部的最後一屆，1964年畢業後，初中部的老師全都要離開雄中。英文老師朱文姝、數學老師王世厚、歷史老師蔡淑和等，都加入新成立的「私立樹德女子初級中學」成為創校老師。我直升高中部，在雄中共念了六年，因早讀，可能是班上最年輕的。

三歲時，家從嘉義搬到高雄市建國三路 56 號的公家宿舍，雄中校址是54號，是我家的「好厝邊」。雄中六年，母親天天都把中午熱騰騰的便當放在校牆上，讓我拿。游泳池就在我家的隔壁，游泳池的圍牆很高，上面還有鐵絲網保護。在雄中隔壁住了近二十年，1972年底才離開，和雄中真是有緣！

雄中校長王家驥的宿舍在雄中的正對面，從我有記憶以來，每年的農曆新年初一早上六點正，我家會把大門打開，王家驥校長一定準時來拜年，我們則放鞭炮歡迎，從無一年例外。

比我大八歲的長兄唐盼盼，也在雄中念了六年，和我的境遇大不相同。有一次他爬牆回家拿東西，剛好被訓導主任周德夫看到，被記一大過。另一次，他在大盤帽上，用鋼筆畫了貓王的頭像，週會時被在台上的王家驥看到，不但記一大過，帽子還被用公文的方式，由工友騎腳踏車送到家父的辦公室，家父視為羞辱(註：王家驥比家父年長12歲）。

加上兩個不明的小過，長兄畢業考前已經是「留校察看」，只要有任何一個小過就會立刻開除。不不幸他在高中畢業考第一節考國文時，沒有按照學校的規定去理光頭，被王家驥抓出教室立刻去理髮，使得考試成績為零，不能畢業，也因此不能參加大專聯考，他只得以同等學歷去念政工幹校新聞系。

後來長兄解釋說，校長曾在週會時公開宣布，畢業考那天不理頭髮的話，考試遲考十分鐘，這不是長兄編出來的，證人很多，是校長自己食言。那時我在三民國小念五年級，看到王家驥就像看到閻羅王一樣害怕。

當年上課期間，每隔一個星期一的週會時，教官都會要全體同學脫帽檢查頭髮，沒有理光頭的，會被叫出去理光，連平頭、三分頭都不行。有一年的光復節是禮拜天，全市學生在高雄巿立體育場參加慶祝大會，訓導主任曾宣布當天早上要檢查頭髮，我忘了去理髮店，被記「警告」一次，奇恥大辱。

當年長兄爬牆回家，被記一大過的處罰算是輕的，王家驥的獨子，從小母親就不在身邊，由王家驥一手扶養長大，也考上雄中。有一次爬牆，越過建國三路回家，被王家驥看到，二話不說、立刻開除。聽說後來轉到高雄水產職業學校，上船當水手，被親父剝奪了他考大學的機會。此事雖被有些人視為「美談」，我私下認為這不是「愛的教育」，而是「管訓教育」。

1961年我從三民國小畢業，拿到市長陳啟川獎勵的派克45型鋼筆。之後參加由王家驥主持的高雄市省立初中聯合招生，當時一共有四所中學參加：高雄中學、高雄女中、鳳山中學和左營中學。那年是末代的省立初中聯合招生，之後，政府實施「省辦高中、市辦初中」的政策，四所省立中學的初中部停止招生、關門大吉。

那年高雄市附近的小學約有一萬多名畢業生，男女各半，省立初中男生共招收一千兩百名，我的第一志願雄中只收三百名，雄中的錄取率只有6%，競爭之激烈可想而知。而高雄女中只收二百一十七名，錄取率更低，更難，只有4.3%。

那次聯招只考兩科：國語和算術。國語科的作文題目是：「收音機的自述」，當時家家都有收音機，不難發揮。然而算術科考題有一題，因為題意不清，考試後隔天三家本地報紙，分別解答出三個不同的答案，一時全市一片譁然，成為影響一萬多個考生家庭的「一題三解」事件。

那個應用題題目如下：「某校召收新生七百人，佔在校的7/10，開學前轉走了全部學生的1/50，問某校尚有學生多少人？」這個題目每個字分開來看都很明確，但是合起來之後，就產生問題了。

我答題時，首先認為新生七百人，在校生應該是一千，才會佔在校的7/10，所以含新生全部學生有一千七百人，轉走1/50，等同轉走34人應尚有1700 - 34 = 1666人。寫下這個答案後，想想新生才剛剛考上，不可能立刻轉學，只有原有的在校生才會轉學，轉出20人之後應尚有1680人，因此把1666人的答案用尺一横線劃掉，改為1680人。之後再想想「開學前」新生尚未註冊入學全校應只有一千人，轉走1/50，應該尚有1000 - 20 = 980人。這時鐘聲響起，繳卷時間到了。

「用尺劃掉」這種做法是小學六年級老師王鈞章教的，他要我們帶一支小尺進考場，有錯用尺劃掉就好，絕對不要亂塗，所以我的答紙上有三個答案，有兩個是劃掉的。

台灣新聞報、徵信新聞報和中華日報分別報導出答案：1666人、1680人和980人，和我在考卷上寫的完全一樣。王家驥發表談話說：這一則試題的文字敘述，確有欠妥之處，招生委員會已經做了自我檢討，今後將不再有類似情事發生。然而王家驥則堅持只有「1666人」才是正確答案，其他兩個答案都不給分。

當時，這三家報紙每天都以全版的版面，報導這影響巨大的考試。然而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則是中華日報一篇和我有關的報導，和以標題痛駡王家驥「擇惡固執」的評論（見圖）。最後王家驥不敵眾怒，勉強同意三個答案都給分，平息一場紛爭。

開學時，學校要考上的300位學生參加一個考題很奇怪的考試，原來那是「智力測驗」，目的是選出150人為「實驗班」，在初中三年使用特別的教材，不再有代數、幾何、生物、物理和化學等等，三年只有兩科「數學」和「自然科學」，全都用剛從美國翻譯過來的教材，三個實驗班三年的老師和教材都一樣，數學老師是王世厚，自然科學的老師是俞永培。我被分在一組，學號是05023。在三民國小同班的李紹榮，也同時考上雄中，有緣又分到同一班。

俞永培老師第一天上課時，在黑板上畫了一隻唯妙唯肖的大蚊子，並且要我們回家捉幾隻來用顯微鏡看，他還要我們找蚊子的「平衡棒」。

初中三年每次月考後，俞永培都會下條子給教官，要一組的我、二組的蔡崇仁和三組的柯文昌，在午休時間到他的實驗室幫忙改考卷，當然我們都改別班的。期考後，他則叫我一個人，到他家去改末期考考卷。我那時不只是「受教」，還有他種功能，有如teacher’s pet，可隨傳隨到。初中畢業後，就再也沒有見過俞永培老師，很懷念他。

第一天上課，先按高矮排坐位，每間教室有七行，從左向右排。我是第14矮，坐靠右邊的窗，我的後面是楊西苑，我們都叫他「洋狗」，因為他姓「楊」，我倆立刻成為好朋友。他教我如何坐5號公車到左營自助新村 325 號他家去玩，他再帶我去附近的龜山，看日本時代留下的骨灰罈，還打開罈蓋嚇我。

午餐時我就把我的書桌椅反轉和他面對面吃，之後，坐我右邊的黃順雄，把他的書桌椅轉90度，加入我們的午餐會。不久，黃文芳、鄭隆文和何奇孟一起，我們六個人共同佔下教室右邊的角落，養成「六人幫」圍起來一起吃便當的習慣，一直高三那年楊西苑轉到丙組，才減成為「五人幫」。

初中時，每週六下午都有班會，導師曾國福（國文老師）會指定一位同學在班會做讀書報告。有一次，鄭隆文在班會介紹李宗吾著的《厚黑學》，說其內容提倡：「人的臉皮要厚、心要黑，事業才會成功。」這時曾國福告誡鄭隆文說：「這本書不是好的示範，為人心要善良，臉皮薄不要緊，要有羞恥心，不要有害人之黑心。」鄭隆文則反駁說：「我只是介紹作者的觀點，要不要遵循，要由讀者自己決定。」最後曾國福生氣的說：「我以後不改你的週記和作文了！」這句話也成了我們日後和鄭隆文見面時的問候語。

初二時俞永培老師檢驗我們全班同學的血型，發現約有三分之一的同學是AB型，遠超過平均值的7%。「六人幫」除了我是A型之外，其他五位全是AB型。而我的哥哥、弟弟和妹妹也全都AB型，有人說AB型的人比較聰明，可是比較猶太。（還好，我非AB型、莞爾）。

由於實驗班的教材和普通班不同，因此省政府教育廳同意降低直升高中的標準，使得實驗三個班的同學，直升高中後，合併成為17和18兩組，我初中一組的大都直升到高中17組。

當年雄中各屆高一時都有班際足球賽，由於17組的同學在初中三年，體育課時都會一起踢足球，因此有很好的默契和主場優勢。我們的陣容非常堅強：全班最高的王良前（後改名王百祿）當門神，鄭隆文和黃世賓當鐵衛，防守到滴水不漏，從未失分。前鋒則由黃文芳當主帥，黃文芳身手矯健，很會盤球，跑百米全班第一，因此我們叫他Monkey，是得分高手。我們這群高腳過關斬降，打到冠亞軍決賽。

每年這足球比賽都非常轟動，學校也開放給家長和街坊鄰居來觀賞。整場比賽踢到最後五分鐘時，還是零比零平手，這時黃文芳盤球到罰球點，突然背對著球門，倒腳一鈎，守門員動都沒動，球就應聲入網，最後我們足球班隊就因這一球以1比0勇得全校冠軍。

初三時，我奉老師之命，做了一些靜電的實驗，參加高雄市科學展覽，認識比我們高一屆的陳鈞鈺，那時他以「植物灰性的討論」為題參加比賽，他花了很多的時間，把各種不同的木頭，用試管燒成灰之後，再秤灰的重量。可惜我倆的作品未受評審的青睞。

當年，陳鈞鈺辦了一份地下刋物叫「通俗科學」，每個學期出一期，介紹科學新知。他要我當我們這一屆的代表，分發他的油印版的「通俗科學」。我高一下學期期末時，他告訴我他要轉到建中去念高三，希望把發行「通俗科學」的重任交給我，除了交代一些發行的細節之外，最重要的是他把刻「通俗科學」四個大字的印章交給我，這是傳承重任。他離開雄中之後，我一個人用鋼板刻了一篇「如何製作礦石收音機」，油印了一期「通俗科學」之後，此刋物就在我的手中無疾而終，未能實現他對我的期望，汗顏 !有虧職守。

高二時我和鄭隆文一起，以「如何用光和磁傳聲」參加高雄市高中組科學展覽比賽，榮幸獲得第一名。之後代表高雄市參加在台北科學館的全國科學展覽比賽，又獲得佳作，因此我倆都被記兩個大功。

高三時我和鄭隆文又想了一個可參加科學展覽比賽的計劃，以鄭隆文為主、我協助導出了一個判別式，來判斷節線的數目。那時請物理老師喬榮發來指導，但是他興趣缺缺，一直強調要用微積分才能解出這個答案，讓我倆非常灰心。

最讓我們失望的是喬老師預測：「你們這群「五人幫」都只會上成大。」果然薑是老的辣，何奇孟上成大機械、鄭隆文去成大建築、黃文芳是成大化學，而我上成大水利（後轉電機），只有黃順雄應母親的要求，改考公費的學校，進了高雄師範學院。

高三時我和鄭隆文以「節線性質的討論」為題，參加高雄市科學展覽比賽，這次我們把黃文芳、何奇孟和黃順雄的名字，一共五位都列為作者，在沒指導老師的情形下，得到和前一年完全相同的成績，使得每人都得到兩個大功。

那次到台北科學館參加比賽時，我去附近的建中找陳鈞鈺，那時他在建中很有名，很容易找到他。他花了一個下午帶我去逛牯嶺街的舊書店，也去參觀美國大使館和旁邊的美國新聞處，他對我說了很多勉勵的話，讓我非常感動。那是我最後一次見到他，之後就沒連絡了。

萬沒想到大二時，有次我去台大找朋友陳重光，他告訴我當天他很忙，因為要參加陳鈞鈺的告別式，我大吃一驚，說我也認識他，於是我們一起去殯儀館靈堂鞠躬行禮，似乎冥冥之中，他召喚我去台北向他告別。

陳鈞鈺的去世之外，還有一位C同學雄中六年和我同班，他家境優渥，父親在屏東市行醫，每天坐火車上學，初中入學時比我矮一點，坐第一排。C同學在校成績一直很好，初高中都是全校第一名畢業，之後保送台大醫科。他個性並不太開朗，和同學少有互動，下完課就立刻坐火車回屏東。

高中時, 每次月考、期考，他都是時間還沒有到，考到一半，他就第一個交卷，分數也都是滿分。可是平時的小考就成績平平，大家都懷疑他考前就知道題目。有一次三民主義期考前，我們請唯一和C同學能談話的林定國去探聽考試題目，那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他透露了一題二十分的問答題，果真那題就考出來。

當年學期成績都是教務處按照月、期考的分數，統一計算，授課老師是沒有權利更改的。只要能夠收買教務主任，所有月、期考的題目都可以在考前拿到，我們懷疑，教務主任（朱長祈）被收買而洩題？

C同學和他哥哥一樣順利的保送台大醫科，然而入學後連續兩個學期，有一半以上的課程不及格（叫做二分一），因而被退學。之後失去音訊，就像從人間蒸發一樣。

據聞，他曾經在日本大阪近畿大學藥學系念書。萬般不捨，謠傳他在和歌山的家裡割腕輕生，被上帝的天使接走了。

世事無常，半個世紀前的往事，雖歷歷在目、然而人事已非，讓人不得不珍惜當下，平安就是福。

另位雄中同學黃文芳和我很有緣，除了成大大一必須住校之外，大二後我們兩人在校外當了三年室友。我1976年到愛俄華州立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時，在等待我的宿舍空出前先借住在他的宿舍。他拿到化學碩士學位後，轉到俄亥俄州艾克隆大學（University of Akron)取得化學博士。畢業後在學校附近的Dow Chemical上班。

初二的時候，同學張學斌曾經邀請我去他在後庄的家玩，他要我到火車站坐往南的火車，過了鳳山就是後庒，他在車站接我。果如其然，我到車站他老遠就向我揮手。他家是個典型的農村家庭，印象最深刻是有一個房間，堆放著如小山的蕃薯! 他的父親對我很好，帶我去他們的菜園參觀，問我家有沒有院子可以種樹，我說有之後，他就立刻挖了一棵南洋芒果樹苗，要我帶回家種。

那時我家靠雄中這邊，已經有棵老芒果樹，長土芒果。於是我就把這棵南洋芒果樹苗種在另外一邊的空地。這棵樹很爭氣，我大三的時候就結實累累。祖母當時住在台大醫院，我們裝滿一竹簍超大、超甜的芒果給她。她吃了一些之後，才回天家。三年前，張學斌開車帶我去老家門外去看這棵樹，近六十年，它仍健在已經長到三層樓那麼高，於是照相留念。

我在1997年回台負責F-16後勤維修的軍售案（Foreign Military Sale)，必須向經濟部的申請營利事業登記時，才知道張學斌已經是經濟部參事，直屬部長。找他幫忙就像朝中有人，有關係就沒有關係，一切順利。

2000年張學斌因父親辭世後，母親在南部獨居，他不放心，毅然辭官回南部教書，以敬孝道，好模範。他算是是同學們官位最高的，至今仍未退休，擔任多家上市公司的獨立董事，任務重大。

何奇孟在雄中時，下象棋從沒輸過，所向無敵沒人敢跟他下象棋。成大機械念書時，由於有輕微肺結核的症狀，一直都自我隔離，後來發現真是小題大做，其實只要吃抗生素，就可以解決問題，無須隔離。他畢業後，先到在北部台電的核一廠服務，三年後回到高雄考進中鋼，一直待在中鋼服務，直到退休。

離開雄中已經過了57個寒暑。再回首，憶當年年少輕狂，感懷時光飛逝，有如過眼雲煙，多少青絲變成蒼靄白髮、多少辛勞碾走青春歲月，但願珍惜當下、把握此刻、重活雄中六年的快樂時光！彼此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