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皇民」父親 - 2.0版
吳昭芳 ─ 2014年12月寫於美國新澤西州

前言：九合一選舉期間看到郝柏村的「皇民」說，想起台灣人幾百年來不停的調整心態去侍候各個時期的不同統治者的惶恐與抑鬱，和不停的被迫學習適應不同文化和價值觀的無奈與艱苦，內心情緒起伏，久久無法平復，於是打開電腦一字一字敲下記憶中父親的一些相關故事，發表在12月9日台灣的《民報》上：http://www.peoplenews.tw/news/dc5ed0d3-81e8-4c95-a919-30ac48f477f8，至12月15日止，六天裡已得到2200個「讚」。登出後再把原文詳細整理潤飾成2.0版，使得文意更為完整，文辭也更為流暢，在這裡跟鄉親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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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親1917年出生在台北樹林，距離台灣被清朝政府割讓給日本才剛剛滿20年不久，日本治台也才逐漸進入穩固期。他按照當時的遊戲規則，辛苦努力考上台北二中（現在的成功高中）；當時的台北一中（現在的建國高中）是保留給日本人唸的，只有少數特殊背景的台生才進得去，台灣男生能考上的最好的學校就是台北二中了；唸完二中考上台北師範，畢業後取得教師資格，志願被派到偏遠地區的花蓮任教。雖然當老師只能管管學生，但是他也有一套正式的「文官服」，算是日本政府的文職官員，不過這個「官職」對他任教期間少受一些日本人上司和日本人同事的歧視並沒有甚麼幫助。

我從來沒有看過那套文官服，但是看過母親珍藏過的一張照片，那是我們家早期還只有四口人時的全家福，拍照時台灣還是日本的國土（我也還沒出生）；一個不到30歲的日本小學先生（日文裡「老師」的稱呼叫做「先生」），身旁坐著年輕的妻子和一對稚齡兒女，照片裡的他穿的就是那套文官服，看起來確實相當帥氣。據說後來那套文官服連同其他有點紀念價值的東西，因為害怕擁有這些物品而遭到國民黨貼上媚日的標籤，恐怕會惹來殺身之禍，也就早早「處理」掉了。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國民黨接替日本人統治台灣之後，年近30歲的父親被迫重新學習完全陌生的語文，也就是北京話發音的中文，也不得再公開使用自己從出生以來用慣的日文，於是日文成為父母親和他們的老朋友之間用來講一些不想讓小孩知道內容的祕密語言，但是他們也許不知道，小孩聽多了之後也會抓住幾個單字而掌握到他們的談話主題和部分內容，不過小孩子們也都很機伶，一猜出大人們又在談論政治議題時都會趕緊躲開去做功課或遊戲，也同時幫大人們把風。

學習新的語文對一個年近30歲的成年人來說已經是個相當大的挑戰，然而真正最難適應的卻是必須放棄日本人傳授給他們的世界性先進思想觀念和科學知識方法；他在求學時期接受的是日本政府在全國所推行的、從明治維新以來逐漸發展出的、一套吸收了西方文明精華的、現代化的教育方式和內容；國民黨來了之後卻被迫「棄新從舊」，重新學習相對保守和落後的中國式職場文化、社會文化、和教學內容；內心的不甘、不屑、無奈、幽憤等等的煎熬，沒有身歷其境的人如何能夠體會？「曾經滄海難為水」講的應該就是這種處境吧！

寫到這裡，連想到那群住在（或曾經住過）台灣，自認為是中國人卻不願搬去中國住的人，同情心就會很自然地升起；然而現在的他們可以選擇不搬去中國住，當時的台灣人卻是無處可去的被迫接受在文明上相對落後的國民黨的統治。

我少年時期，父親已經40幾歲，也在國民黨統治之下當了十多年的公教人員。他偶而會在茶餘飯後跟朋友聊天時，咬牙切齒、憤恨不平地敘說著早年被日本人歧視的種種故事。有一次在他發完牢騷之後，席間有一位外省籍朋友突然問他：「那你一定很感激國民黨光復了台灣吧？」瞬時，大家一陣靜默，然後聽到他長嘆一聲，頭慢慢轉到無人的方向，眼光逐漸望向遠方，用台語輕輕的說道：「我抑是寧可互日本人來管﹝我還是寧願讓日本人來統治﹞！」然後就用低沉的聲音吟著一首日本詩，每一句的尾音都拉得長長的；我不懂日文，也不知道他吟的是甚麼詩句；那時眾人也不再說話，默默地一一離席而去。

這個場景只出現過這麼一次，但是卻清晰地留在我的內心深處。那時候我們三不五時的被告誡不得談論政治，我當時嗅到了一絲政治意味，也不敢開口問他為甚麼，而因為兄姊們都不在場，我也沒其他人可問，就這樣悶在心裡。多年之後，由於有機會接觸到一些國民黨極力避免讓我們知道的史實，才逐漸自行解開這個謎團。

走過那個年代的台灣，在大多數台灣人的家庭之中，我們家的遭遇並不特殊，也許幸好我父親只是個小學教師而僥倖逃過了一劫，不像當時社會地位比較高的台灣人那樣，不幸被列入228和接續而來的白色恐怖的黑名單上，暗夜裡不明不白的被帶走，關在黑牢裡或慘遭橫死。

一般台灣人面對不同統治者的認知就是改朝換代、換了個皇帝，但是日子還是得過下去，只好忍氣吞聲以保百年身，把不滿和委屈默默的往肚裡吞。於是，台灣人先是被清朝政府威逼利誘而變成「大清帝國皇民」，實際上的身份卻是跟滿清皇朝的漢人子民一樣，必須時時自稱「奴才」的奴隸；日本人接手統治台灣之後，也跟著滿清皇朝依樣畫葫蘆的威逼利誘，讓大家變成「大日本帝國皇民」，卻是實質的二等公民；然後國民黨來了，又再一次改朝換代了，大家更是莫名其妙的被永久貼上了「皇民」的標籤，身份更降低成三等公民，因為普通台灣人與統治者之間，還多了一大群被賦予少量特殊權力的利益階層，他們接受統治者的訓練來執行統治一般台灣人民的各種任務，以換取微薄的利益，因而形成國民黨統治架構裡組織牢固的二等公民階層；國民黨給他們的訓練項目裡，最重要的是「思想教育」。

其實一般台灣人民也都不知不覺的接受過或多或少的國民黨的思想教育；接受過思想教育的人，就像是戴上了無形的有色眼鏡一樣，從此以後，除非碰到特殊機遇，一般都很難再看到人性本有的真、善、美的光輝，就像好萊塢經典影片《真善美》 (The Sound of Music) 裡的德國納粹軍官們一樣；他們也好像是在電腦上玩虛擬世界的遊戲，可以任意操控遊戲裡所有人物的生死，因為在遊戲者的心目中，那些人物都沒有生命，也都沒有感情。

我父親生在日治時期，雖然沒有日文名字，卻是郝柏村口中如假包換的「皇民」；我祖父則是日本人口中的「清國奴」；由於那套我無緣見到的日本文官服，我也是連戰口中道道地地的「官二代」；其實，我自己也當了很多年的中華民國的「順民」。自小以來都很順從地開口閉口都講「國語」；其實我父母親最習慣使用的也是他們的國語，「國語」兩個字是日本人最先使用的詞彙，他們把日文尊稱為「國家語文」，現在的日本人也還是把日文稱為國語，不過我卻沒學過父母親年輕時的國語；至於從小跟祖父母和父母對話時使用的台語，我只會講一些日常用語，也不太敢用來跟其他人溝通，因為它被國民黨歸類為「方言」，講了被聽到要受處罰的；現在能說還算很「輪轉」（流利）的台語是一直到上了大學才從頭開始自修學來的；我更不可能懂得幾代以前的祖先所使用的母語（平埔族語），因為原始族語早就沒有人會講了，如今的族語只留下少數地名和改成台語發音的慣用語詞，讓文化歷史學者和語言人類學者去傷腦筋考證。還好，語言也不過就是跟人溝通的工具罷了，只要對方能懂，用甚麼語言差別都不大，重點是要能清楚表達腦袋裡的知識、技能，和內心裡的心態、文化、思想、信念、價值觀、等等。

被貼標籤可以淡然處置，但是我只是很想知道，會說出這種激化人民互相對立的言詞背後的反社會心理，還會在台灣各族裔裡面的那些還活在歷史中而拒絕進步的群體之間，流傳到哪一年、哪一代？他們為甚麼無法思考：為何還要讓這種病態心理繼續流傳下去？

其實，影響台灣下一代的未來更為重要的課題是：「所有住在台灣的人有沒有可能真正的互相認識、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互相合作？」經過了2014年從3月的太陽花學運到11月的九合一選舉的驗證，我的確看到了一線相當明亮的曙光；但是能不能真正撥開雲霧讓燦爛的陽光在台灣的上空普照，卻還有賴台灣的全體住民能夠經常把以下這個很實際的問題拿出來咀嚼：「我們要留下甚麼樣的台灣給下一代？」然後看看自己能做些甚麼，也能認真的去做。

地球上的生物都有照顧下一代的本能，而群居的生物如螞蟻、蜜蜂、斑馬、大象等還都會更進一步的集體照顧共同的下一代，台灣人應該發揮集體的力量去照顧我們共同的下一代，努力開拓出更有利於下一代共同成長的環境，激發他們的信心和創意，給他們發展的空間和機會；只要大家能持續地「心存善念，盡力而為」，那麼台灣的下一代就會開始過著跟我們不一樣的日子，也永遠不會再被任何人貼上「皇民」的標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