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加州聖地牙哥台灣同鄉會 San Diego Taiwanese Cultural Association http://www.taiwancenter.com/sdtca/index.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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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 1 月 | |
親情、慕情、純情和摯情 【前言:人類從出生到長成,有了人生經驗以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以及因此而建立的感情,可以說都是相當戲劇性的。每個人的經歷,都是一個故事。或長或短,或平淡無常,或曲折離奇。人與人之間的每個接觸,每種關係,說來可能簡簡單單,但其實有時也可能存在著一些錯綜複雜的情感因素。 然而我相信,每個人長成以前──即是人類在成長過程中還是幼兒、孩童、和少年時──擁有的感情,卻是純粹的只有親情、慕情、純情、以及摯情。這些感情,就是人類存在以來,經過物演進化、共同生活、長期累積而昇華形成的;它們是人類獨特擁有、最寶貴的本質了。 我的一位最知己、從小一起長大的朋友,最近告訴我,他常常想起小時候的情景。他說,一些從來不知道或已經遺忘的,以前可能曾經發生過的生活情節,有時竟然會突然在腦海裡顯現。而且經過一段時期的共存後,一些詳細的情形,居然能夠清清楚楚地出現,而且還可以仔細的描繪出來。對於這些情況的發生,我的知己朋友不但感到很驚奇。而且有些時候內心裡,竟然也會因此而產生一些恐懼感。他覺得可能是因為年紀大了,大腦的思想體系開始有些失控,發生一些不按條理思想的現象。 我和我的知己朋友都沒學過人類生理學,對於心理和精神科學的理論也沒有仔細的研究過。我是學工程的,覺得凡事都有因有果,不會無中生有。為了想要了解這位知己朋友最近心理發生亂象的原因,我建議,要他告訴我他腦海裡想到的人物,和發生的事情,我將把這些人和事記錄下來。我這樣說,同時也算是一種安慰,希望能夠藉此讓我這位知己朋友的心理得到平靜。我的知己朋友知道我是遵從邏輯,小心使用文字的人,居然答應了我。 以下所記載的,就是我這位知己朋友對我所說的,一些他腦海裡想起的人和事。讓我驚訝的是他所說的一些故事,竟然和我的生活經驗很類似。我也有同樣相似的感受,好像所有的故事,也曾經發生在我的週遭似的。他的故事,說的是一個台灣少年,在他成長過程中,所感受到的父母及家人的親情;慕情─特別是類似母姊,而延伸的仰慕之情;同學同窗的純真之情;以及少年朋友之間的真摯之情。】
每個人開始有記憶時,多半是從家裡的生活開始,母親、父親和兄姊是那時候最親近的人。每個人開始能夠用表情和語言的表達方式和其他人類溝通,也從家裡開始,尤其是從和母親和父親的接觸開始,而且可以說是從他們那裡學來的。語言的學習和使用,是只有最進化的現代人類才擁有的一種獨特的本領。語言的學習和使用,最先也是從家裡母親和父親那裡,口傳得來的。在這個人類獨特的領域裡,母親扮演著最重要的角色。所謂的「母語」,便是學者用來表示這種口傳建立起來的,一種每個人自己和家人使用的共同語言。每個人學到的母語,是先天環境決定的,不是自己可以選擇的。 語言的學習和使用,也是每個人成長過程中,不可忽視的一個重要人生經驗。這個經驗,往往使得每個人有他自己的特色。因為在人類社會裡生活的每個人,都帶有這類各自不同家族記號的特色,許多成就輝煌、多采多姿的人類文明也因為這些特色而產生了。 我的回憶,也因此要從親情和父母親的語言開始。
據母親說,我出生在屏東憲兵衙附近的一棟公家宿舍裡,房子很大,那時父親還在政府﹝可能是縣政府或自來水廠﹞任職。當時的助產士,是後來我上小學時的校長林彰夫人﹝我們稱她為先生娘﹞。我出生後不久,父親就離開政府機關,進入屏東糖廠﹝我們都稱它為會社﹞當技師。我最早的記憶,因此都從屏東糖廠的宿舍家裡開始。 在我的腦海裡出現的許許多多回憶中,我慢慢的發現到一個殘酷的事實:小時候的我,是多麼地孤獨啊!記憶中,我小時候的畫面,總是孤孤單單的一個人。在記憶中,我常常看到自己一個人從我們宿舍家裡走出去,在門前的小巷中徘徊。小巷路的兩旁,都是一排一排、修剪得整整齊齊的小樹叢。每家人的院子裡種著許多樹,有榕樹、橘子樹、芒果樹、龍眼樹、木瓜樹、和釋迦果樹等。在這個回憶的畫面裡,我看到了小小的我,蹣跚地在這個小巷路上遊蕩,兩旁生滿了從我相對的看來都是相當高大的果樹,但我竟然從來沒有見過其他的人走動過。畫面裡的時候好像是中午時刻,這個小巷裡的每家人,大概不是上班去了,就是正在睡午覺。我開始知道我在這個世界上存在時,竟然是如此沉靜寂寞的世界。那是一個沉默無言的世界,或者是無法用語言來表達的世界。我的內心裡可能期望著,一直試圖尋找其他的人類,希望能和這個小巷裡的人家,或者和外在的一切事物溝通,但是我的感覺上,似乎也相當滿足於這樣一個孤獨沉靜的世界。大概我出生時,就被註定是屬於不善於表達意思的人,因此註定這些希望和別人溝通的企圖也都將失敗,所以我的心理上寧願滿足於這樣一個孤獨沉靜的世界。我的父親是個沉默寡言的人,母親是個很單純的人,他們似乎都不是可以和小孩為了溝通而閒聊的人。我是這個家裡的第六個小孩。可能因此,我的來臨也沒有在這個家族之中,帶來任何特別的興奮。我們兄弟姊妹之間,除了具有血親關係外,從小彼此之間在心靈上,似乎也沒有建立起其他密切的關係。我剛懂事,真想和其他人類溝通時,雖然有許多人曾經存在我的四周,但他們好像也都很沉默地看著我,或等待著我先開始和他們說話,或不知道要如何和我互相溝通才好。我開始覺得自己存在時,竟然是在一種寂寞的、孤單的環境下。無知的我,很想打破這種寂寞,進入有許多人存在的世界裡,可是又不知如何去做,同時又生有一種不知如何在打破寂寞後的世界裡生存的恐懼感,因此又不想去破壞這種沉寂。 因為寂寞孤獨而希望能和其他人類溝通的心理因素,我從小就盼望著別人的關心。在我敏感的小心靈裡,如果有人對我說話,對我表示好感,對我表示關心,我馬上就對這些人,生出特別的感情。他們的面貌和對我說過的話語,也會長期、甚至永遠地存在我的心裡。
生為老大的您, 同樣念 A I U E O, 雖然因為差別待遇, 學校不能給您的, 您的信念, 而且, 因為您的堅持,
我的母親出生在日本帝國統治台灣二十年後的屏東萬丹,她是家裡的老大,也是唯一外祖父母親生的女兒。母親有五個弟弟,其中有個耳聾的弟弟,不幸在美軍空襲台灣時喪生,沒有活到戰後的年代。據說這個夭折的弟弟,是因為聽不到來襲美機的聲音,無法躲避,因而遇難。母親小時曾上過幾年的公學校,學過極有限的日語。據母親回憶,當時她的確上過一年或兩年的公學校。而且學習成績不錯,常常能夠毫無錯誤的背誦一些初級的日文字句。但不幸的是,後來大舅也上了公學校,有一次母親在家裡背誦課文時,竟受到偏愛兒子的父母﹝我的外祖父母﹞斥責,被指稱妨礙大舅作功課。母親遂忿而從此以後不再上學了。因此在母親生存著的社會裡,她是屬於不識字或文盲者。我和她溝通的唯一語言,是一種她自己教給我的,所謂『河洛』或『福佬』的台灣話。母親講的台語,百分之百是口傳的。這個事實,證明了人類是先有口語,而後才有文字的。 人類是相當複雜的靈長動物,原先因為進化,由喉頭產生的簡單發音,後來發展到竟然能夠用來表達意思、溝通思想。長久累積下來的發聲組合,終於產生了語言。進而又因為語言的發展,居然造成了文字的發明和使用。甚至於後來接著產生的人類初期古文明裡,反而能夠運用發明的文字,來表達內心裡無法用語音來表達的情感。如果沒有文字的發明和運用,人類和其他動物不同的心靈意識,則是永遠無法簡單地表現出來的。 文字的情感表達部分,慢慢的也進入語言的內容,溶入了語言表達的境界…。不識字的母親,也因為語言的口傳和意會,而學會了表達情感方面的語言。這種表達情感的語言,通常還必須加上許多顏面、眼神和手足、身軀擺動的輔助,才能達到完美的溝通。這些顏面眼神和手足身軀等動作,其實應該是原始語言裡,尚未被文字影響時的殘餘表達方式。這些動作都是原始性、一般性的,大體上並不會因為所講語言的不同,而有大的變化。 母親講的台語,以及使用台語的表達方式,我總覺得是相當完美的。她是我所知道家裡的人,及親戚朋友裡,台語講的最好的﹝外祖母也說的一口完美台語,因為她也不識字,不曾受到日語或北京語教育的影響﹞。母親講的台語,完完全全都是用台語的思考方式及習慣,表現出來的,一點都沒有經過次要的輔助轉譯過程。因為不需經過輔助轉譯,所以母親講話時,又快又直、乾淨利落,而且也很清楚。我們家裡的其他人─包括父親在內─所講的台語,反而比較緩慢,大都是因為必須經過輔助轉譯過程的緣故。因此我們所講的台語,也沒有像母親講的那麼快、直、乾淨利落,而且在發音和意思的表達上有時也不夠準確。記憶中,我的母親常對我說的一句話是:「A te, wo ka li gong, li tio m tan ka lang khi cha: he bou lo iong e dai ci.」用北京話來翻譯,這句話是說:「阿德,我告訴你,你千萬不可參與別人家,做些毫無用處的事情。」這大概是當時經過二二八事件後,每個台灣人母親,普遍告誡兒子的話語。我的母親也不例外,我上了中學以後,她也經常嚴肅的告誡我,千萬不可亂來,參與一些毫無用處的事情。 母親的善良本性和處世的正義感,是屬於傳統萬丹鄉下人所擁有的。她可能因為外祖母﹝萬丹崙仔頂人﹞的影響,而繼承了一些善性的思想。外祖母雖然相當過分的重男輕女,但本身還是善良的。許多年以前她和我們孫兒女們相處時,我常聽到她說的一句話:「bou ui lang」。意思是說,「沒有為別人著想」,這是一種從別人角度觀點來看事的處世觀念。這種想法,是一般萬丹鄉下人的處世觀念,是一種為別人著想的善良本性。但是可惜的是這樣人生幸福的一種觀念,有時並不運用在所有人的身上,而是有選擇性的。這些選擇性的認識與使用,通常建立在傳統的思想和後天的教育上。譬如重男輕女的傳統觀念,它是建立在一種人為﹝男人嫉妒有才氣女子﹞的自私觀念上,以及一種血統和家族劃分界線的自私想法﹝尤其是漢人﹞,以為在知識和才能上教育女兒們,不是在時代的風氣上不妥當,就是以為女兒終究要變成別人家的人而吃虧。另外一種偽善的教育制度,它使得一些受到這種教育的人們,變成相當善變、自私的人,許多為了自身利益而特別顯現的人類的惡劣本性,就到處橫行在人類社會活動裡。我的外祖母沒有受到教育的影響,因此她只擁有那個時代重男輕女的缺點,不過卻也造成了一些不幸的後果。 外祖母在唯一的女兒﹝就是我的母親﹞嫁出去後,曾經收養了一個女兒。我的這個養女阿姨,卻不幸地是百分之百,可以扮演養女淚電影戲劇裡的主角。外祖母不但沒讓她受教育,而且也不把她當女兒看待,每天要她到田裡去,和家裡的長工、佃農、以及念完小學即不再升學的二舅一起工作。以致於她在我的印象裡,常常是頭戴斗笠,蒙著臉只露出眼睛的一身農婦裝。而且我們小孩們和養女阿姨之間也不熟,她在外祖父母的家裡的地位,簡直不如男人的長工。多年後我從親戚那裡間接的聽到,養女阿姨後來結婚後,很幸運的夫家的家境很好,家人也都很善良體貼,生活環境很好。想起從前被虐待的事,她不由得不痛恨外祖母,竟然發誓從此以後不要再見到她。 因為時代觀念的逐漸改變,加上很痛惜自己沒有受過教育,以及目睹養女阿姨的境遇,母親也慢慢地建立起男女平等的觀念。在男女待遇的關係上,母親尤有正義感,常常為此而替人打抱不平。 由於我們兄弟姊妹之間的年齡差了將近十五年,在我開始懂事、接受教育的時候,我的兄姊已經是長成的男女青年了。所以在我求學的期間內,我只記得母親是負責教訓我和二哥的。因為思考方式的不同,我和二哥是無法在某些事情上,和母親溝通和理論的。母親憑著本性和生活經驗學習到的教訓,常常作出果斷決定的事項,要我們在日常生活上遵守。她能夠使用運用自如流利的母語,來說明她對事物的看法,以及因之而來的決定。這種場合常常使得木訥的我們,包括父親在內,在當場只得順服,毫無招架的餘地。但是往往在我們有時間,能夠消化母親講的話,了解其中的內涵後,我們總會發現─母親永遠是對的。 母親總是希望我們避免和別人有衝突;避免參加一些群眾圍觀的場合;和避免和有錢或有勢的人家來往。我們也從來不了解,為何她會有這樣的想法。我只知道,每次我和別人有衝突,發生吵架或打架的事情時,不管我是對或錯,我總會受到母親的責罵,甚至於挨打。母親的觀點是,不管我是對或錯,我本來就不應該出現在那個有衝突的場合。在我成長的那個年代裡,一些有著許多人圍觀的場合,往往是後來變成帶有欺騙、賭博、甚至兇殺局面的地方。母親也要我們儘量避開這種有不良結局的場合。交到有錢或有勢力的人家,久而久之總會難免產生阿諛不實的心態,或者容易產生利害優先的狹窄觀念,因此母親也是不鼓勵的。母親的這些想法完全是她的本性,和她看到的、聽來的一些人生經驗衍生而造成的,而不是在書本上得來的。 由於多年來長久浸潤在母親的這種思想裡,不知不覺間,我和二哥在以後人生哲學方面的思考上,多多少少都帶了很濃厚的母親的想法,以及母親做事方式的色彩,一直到今天。
我的父親是個平平凡凡的人,但他的一生卻有個曲折的人生階段:二十歲前無憂無慮的成長環境;二十歲到四十歲中間的獨自奮鬥人生;以及四十歲以後自力保守性的、避世消極的下半生。二十歲前的父親曾經是個翩翩公子,家境良好,接受令人羨慕的教育。但是由於家庭的變故,二十歲時的父親就開始自己一個人獨立開拓人生。在這個人生奮鬥階段的中途,努力有成,得到外祖父母的青睬,和他們唯一親生的女兒結婚;同時在就任的政府機構職務上,也慢慢的發展出一片前景。四十歲時正值台灣改朝換代的時候,在這期間他便逐漸的離開了公家的職位,選著了靠自己辛勤努力的自由業,過著自以為是、亂世中獨善其身的下半生。 我所知道的父親,完完全全只限於他的下半生。所有有關父親四十歲前的一切,我從來沒有聽過父親自己親自提起過。因此他的前半生,除了道聽塗說,或考據猜測外,其實我是一無所知的。 父親可能因為早年的教育,是以日語為基礎的關係,或是家庭環境和個性上沉默寡言的關係,語言上的表達能力,在我的印象裡,好像受到相當大的極限。我出生時,日本人已經放棄了台灣,日本在台灣的軍隊和人民已被遣送回日本了。中華民國的軍隊與政府,也已有效的佔領了台灣。在那幾年的政軍轉變中,當時已經四十歲的父親,為了生活上的需要,也必須參加一些「國語」和「三民主義」等一類語言學習和政治洗腦性的講習班。在這種情況下,他多多少少學會了一些實用的北京話。雖然外面的世界發生了許多極端的變化,我們家裡講的話,還是一直都是所謂「福佬語」或「河洛語」的台灣話。 我的印象中,父親從來沒有在我們家人面前講過日本話。他和朋友之間,好像也從來不用日語交談。我們家族人之間講話的語言,都是所謂『河洛』或『福佬』的台灣話。曾經有過許多到家裡訪問或閒談的父親或母親的朋友,當話題講到興高彩烈時,講話的人往往必須用日語來表達,他們在情感的表現上,才會達到自以為完美的境界。但父親在這種場合中,總還是使用台語講話。 父親從來不使用日語講話的原因,到現在還沒人知道。有一種可能,是因為我們全家人都不懂日語。因為台灣的國語,從日語轉變成為北京語時,我們家裡只有大哥是小學五年級生,和大姊是小學二年級生外,母親聽不懂日語,其他弟妹不是太小,尚未上學,就是還沒出生。 語言的使用,往往是用來溝通感情、表達意思的,因此也必須要有同等,可以了解、可以接納所要溝通表達語言的程度的對象。不管一個人所使用的語言,是多麼的優美,多麼的富有文化歷史傳承的價值,如果沒有人聽得懂,還是等於沒有語言一樣。而且對於使用這個不為人所了解的語言講話的人,也通常會有極大的挫折感。父親不在我們家人面前使用日語講話,可能是這種為了避免挫折感的原因。 父親在日語方面說寫的程度如何?並無可考之處。無知的我,在父親還在時,並不努力查詢,現在當然只能靠猜測來了解了。我小時候曾在家裡的家族照相簿裡看到一些父母親年輕時的照片。母親年輕時的一些照片,每張看來都很漂亮好看,每每讓我產生仰慕之情。其中也有幾張父親的獨照,每張照片裡的父親都穿著白色文官的制服,身上也帶著配劍。其中還有特別的一張照片,好像是在一所學校裡照的,因為旁邊背景裡,還有幾個女學生。這張照片裡的父親,看起來意氣煥發,是我覺得所有他的照片裡,最瀟灑的一張了。據母親說,那些照片都是在我出生前,家裡住在台南麻豆時照的。但是那時父親在那裡做事,任什麼職,母親也說不出所以然,只說是在官廳任職﹝即政府機關﹞。 等到父親不在了的幾年以後,我才在一張家族的文件上發現,我們家在我還未出生以前,竟然有個日本姓氏。原來在二次大戰結束以前,日據台灣末期的幾年中,日本帝國在台灣推行了皇民化運動,要使台灣人變成和日本內地的日本人一樣,都成為日本天皇的臣民。因為父親是公務員,或是其他原因,我們家就改姓為「春井」。我的哥哥和姊姊們都是日據時代生的,也都有日本名字,因此在戰爭結束前,他們都曾經是「春井xx」。一直到戰後台灣脫離日本統治,被中華民國佔領後,我們當時所有家人的名字,才改成北京話的名字。這些名字,便是我出生到現在所知道的家人的名字。 雖然我們家的姓在皇名化運動裡變成了「春井氏」,但是據我所知,我們家卻不是「國語家庭」。後來在我也開始存在了的中華民國時代裡,我們家也不是「國語家庭」。主要原因,當然是因為母親沒有受過教育,不能使用日語或北京話的「國語」,只能用她的母語來和所有的人們溝通。母親把她學到的母語又教給我們,因此我們在家裡也都用母親所知道的語言來交談、來溝通,甚至不知不覺間,也已經從小就使用母親的語言來思考了。 父親在戰後的政治環境改變中,由於年近中年,在新的「國語」語言上無法學習到能夠使用自如的緣故,使得他逐漸失去了政府機關的職位。他後來雖然在屏東糖廠任職一陣子,但最後還是走上了自己開業建築師,變成自由業者。那時父親已經將近五十歲了,全家人的生活重擔,完全靠著父親一個人來賺取。那種生活的壓力,如果不是具有相同生活經驗的人,真是無法想像,無法了解的。這種自由業者在語言上的使用,可以比較不受到必須流利自如的程度。況且大部分的業務顧客,也都是台灣人,使用的語言也是比較通俗的台灣話。在這種不便使用日語,但也不必精通北京話的情況下,父親也選擇了他自己的母語,做為五十歲以後職業上將使用的語言。 父親的日文程度應該是相當不錯的,一定是可以在日據時代的政府機構裡說寫自如的。但是在我成長的年代裡,我也從來沒有聽到父親和他年記差不多的朋友之間,使用日語交談。為何如此?我到現在還是不了解,雖然我深深相信,一種最可能的原因是,父親一生之中,可能沒有深交的,具有共同語言的知己朋友;即是沒有一個可以互相使用一種自己曾經可以運用自如的語言,來溝通心靈的朋友。 父親一生之中,唯一例外,讓我知道他是在講日語的時候,卻是在他已經不在了的多年後,在我的回憶中顯現出來的。那是我還很小,尚未上幼稚園時。父親有時抱著我,或有時幫我洗澡時,他口中總會小聲的自語:A-To-Ku、A-To-Ku。我出生時的台灣人已經不再取日本名字了,但在我小時候,父親卻使用他已經決定不再使用的日語,來親暱的稱呼我。經過幾十年後,我才知道原來父親在那個人生轉折的時期,曾經一直用他所熟悉的、可以運用自如的語言,來親暱的稱呼我:阿德、阿德,雖然那是一個當時我從來不知道,也可能沒有反應,也從未屬於我後來生活世界裡的名字。﹝我的這個用日語發音的名字,後來也被一位客家人同學的母親用過。這位客家人同學的母親每次見到我,總是非常親切地稱呼我為「阿多古」。但是,那時已是中學生的我,也只是一知半解地,並不完全了解為何她都那樣稱呼我。我只知道,每次到他們家,我就變成他們家人的阿多古。 父親在中年時才學會的另一個語言─北京話,似乎也足夠讓他和一些職業上必須接觸的人們溝通。每當一些「外省人」來家裡父親的建築師事務所談公事時,我便會聽到父親說出一些我﹝當時﹞覺得相當生硬的北京話。其中有一位我印象深刻的外省人,是屏東中學的事務課長。他是福州人,講起話來帶著又快、又急的福州腔,好像機關槍似的、不斷連續地射出子彈的樣子。但是這位福州人事務課長是個相當正直的人。我常見到他和父親在事務所裡,一個使用「福州國語」,一個使用「台灣國語」,認真地討論有關學校裡,教室和辦公大樓如何興建的一些正事。 我記得小學畢業後,初中入學考試那天,父親用腳踏車的後座帶我到屏東中學的試場。當時考的科目,好像只有兩門:國語和算術。早上考一門,下午考一門。中午休息時間,我便到父親監工的辦公大樓工地找父親,在工地上一面休息,一面吃便當﹝早上母親準備好,父親放在腳踏車上一起帶來的﹞。這是我第一次,看到父親設計,正在施工、建造中的建築物。當時我的心理覺得相當滿足,彷彿就好像在家裡休息一樣。那時其他的考生,則和他們的家人三三、兩兩地坐在樹下休息、吃中飯。他們不像我,能在父親正在監工的工地上,享有相當大的安全感。 入學考試後的一天,這位福州人的事務課長騎著腳踏車來家裡,一進事務所的門,就又急又快的大喊「錄取了!錄取了!」原來他來見父親談公事前,特地到學校的教務處,探查考試的錄取名單。找到我的名字後,很興奮地順便來先告知父親。父親當時只是笑笑,表示感謝。後來在家裡,從未再提起這件事。父親對他的么兒有信心,彷彿這位事務課長的關心似乎是多餘的。父親和這位外省人的關係,完全是屬於公務性質的。但這位事務課長對我考試是否錄取的關心,幾乎是出於人類因互相接觸後產生情感,而很自然地表現出來的。 我從未和這位事務課長說過話,甚至也從未互相打過招呼。以後在屏東中學的六年中,也從未打招呼,說過話。有時我有事到學校的辦公大樓,遠遠的看到他,他可能也看到我,但我們卻從來沒有互相問候之意。我們之間的關係,最多只是他知道我是誰,我也知道他是誰而已,我們似乎並無共同的語言。父親和他之間的關係,大概也只有有關公事的,而沒有除此以外的共同語言。雖然這位事務課長的「外省人」「福州人」的樣子、舉止、講話聲音、和動作,都和我們台灣人不一樣,但他處處表現出來的善良本性,我到現在仍然印象深刻,而且懷念不已。 記得那時初中入學考試國語的試題裡,作文的題目是「火車頭」。顧名思義,我們台語裡說的火車頭,即為北京話的火車站。當時在屏東縣小學裡約有一千多名應屆畢業生,其中比較北京化的三百名小學生,就很幸運地被錄取,進入屏東最好的中學繼續升學了。﹝待續﹞ |